一些讀書心得

胡適＜說史＞：

　　胡適在這篇文章中，談論「史」中文（文采）與質（事物本質）的關係。在春秋戰國因為貴族階層崩潰，平民階層取而代之發展的結果，使得在這段期間，各地紛紛興起使用大量文采修飾和故事情節細膩的平化講史小說進而流行。然而孔子以「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一說來表達對這種口耳相傳的史話表達其輕視。而胡適對此則提出，在春秋戰國流行的民間史話，後來經過篩飾，仍然成為了如戰國策、左傳、史記等歷史大作，而早先商周的歷史也多半都是由「文勝質」的平話寫成。所以儘管如孔孟提出懷疑批判的精神，但仍不可抹滅其平話故事的歷史在歷史著作的重要地位。

　　在胡適的＜說史＞一文中，引用論語的一段話「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闕在此應是同「缺」，有脫漏的、未足數的意思。何晏曰：「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想必也是同意。又子曰「文勝質則史」，質在這裡是指事物的根本，在歷史裡頭就是所謂的客觀事實；然而若是無文藻修飾其事之質，就是文中所云「野如野人，言鄙略也。」不過，從《春秋》裡頭的行文便可知孔子惜字如金的功力已經簡練到一種地步，像「祭伯來」、「伯姬掃於紀」這類文句已經簡單到了只是一種單純用來記載事情的功能，那麼文與質兼具的境界「文質彬彬」，從春秋看來，孔子似乎過於簡樸而缺乏了文字的修飾；當然過多的文字修飾也是他所不喜的，就是他所表現在「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亡矣」的口氣上。

　　可是如同胡適所提出，孔子雖已有史家「多聞闕疑」的史料考證精神，然而在編撰《春秋》時，孔子對於一手史料、二手始料的考證程度如何無人知曉（像《春秋》和《左傳》就有部分事情描述上的出入）；而《春秋》過於簡約的敘事風格，雖有「微言大義」之美讚，但其制式化的年代排列和主重敘事暗含批判，對中國以後的史書寫作發展影響巨大。史家變成專為皇室服務（雖然在勞榦《史字的結構及史官的原始職務》中他所強調的，史官即是由上古時代「凡國有瑞應災異咸記之」的占卜人員發展而來，由此可知中國的專業撰史人從古便是服務於皇室，只要忠於記載史實即可。也無怪乎孔子才會厭惡市井道聽塗說的講史平話），只記敘歷史大事，側重歷史事件來龍去脈的敘述而忽略歷史事件的解釋，對歷史興衰的批評也著重於政治性質的「以古借鏡」。所以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書變成執政者以古鑑今的工具（如司馬光編《資治通鑑》的道理）。這樣如同備忘錄般偏頗的治史角度，中肯批評莫如《宋史‧王安石傳》：「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把《春秋》比喻為每日如同一轍的朝報，實不失其中肯。

勞榦《史字的結構及史官的原始職務》：

　　勞榦從許慎《說文解字》中看「史」字的解釋意義，發現其「右手持中，中乃中正」這樣的解釋，和商周時期出土的青銅金文的發展演變有著很大的出入。勞榦並引用了段玉裁、江永、章炳麟、王國維幾人對於中字的解釋，利用金文的寫法進行逐一的推翻。再來勞榦以各民族皆有的用來取火的弓鑽形狀，來解釋「史」、「吏」、「事」的字型和取火跟古代史官之間的關聯。商代的龜卜主要以火烤後的裂痕來卜卦；然而龜殼極硬，在烤之前須先刮薄，再用弓鑽在烤火處鑽鑿擴大。因此由「史」字推演，史官原先便是卜筮之職，負責占卦國家災異之事並記載下來的職務。

　　勞榦《史字的結構及史官的原始職務》對於古人解釋「史」字的意思做了相當多的考證，而且是中國文字學歷史中算是僅次於甲骨文的源頭商周金文，相對於現今已經符號化的楷書、隸書等，距離象形較為相近的金文具有更大的造字上解釋的可信度。勞榦從從古代中國因卜卦而記事的角度來看待「史」字的演變其實是合理的。《易經》巽卦謂：「用史巫紛若」，司馬遷亦謂：「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卜辭通纂》所錄第423片：「卜□酒又史」，「□」為殷王祖祭的周祭之一，帝之史（使）為風，人王的重要工作，是施政、教化，殷王亦泒其內官（史），至各地宣達王命、視各地之教化；這正好呼應了勞榦在內文提到「史」、「吏」、「事」三字本為一脈的說法。而勞榦在文中提到的「以弓鑽取火灼之」亦較合理。因為在商周古人尚將字刻在龜甲到青銅銘器之時，有沒有竹簡這種東西仍未可知，而造字的原理以象形首先，象形不會造出當時代尚未出現的東西，平白無故就出現跨時代的字。而龜甲鑽痕之後烤火，使其出現裂痕進而卜卦的方式也已經被證實是一種證據，這對於勞榦的說法而言更加強了其可信度。

《從孔子”屬辭比事”至劉知幾”明鏡照物”：一個實錄史學觀念的比較》：

　　關於孔子著《春秋》時「 屬辭比事」的精神，在論語裡面孔子本人並未提及，而孔門弟子以至歷代各家注釋《春秋》者，都相繼針對孔子精練言句中的義理和其編年史體，即所謂「微言大義」，而忽略孔子本身記載事實的真理和孔子為何要以精練字句來撰寫《春秋》。

　　司馬遷「孔子明王道……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就明白提到，孔子根據當時周室史官「掌敘事之灋」，即所謂及時而記、依法遣詞、實時宣示等當時治史風氣（文中稱呼為舊史學，相較於司馬遷中論述和史料蒐集的新史學），削笔編《春秋》。從孔子稱讚董狐「古之良史也」便可得知，孔子在記述歷史事件時，仍遵守著古周史官治史之制的傳統。

　　屬辭比事之意在於聯綴文字使與事實相契合，其中包含四個層面：究明真相、判斷真理、篩文選字、聯綴敘述。孔子本著傳統和劉知幾所謂「簡之時義大矣」的精神去「 屬辭比事」：用文辭記事，文辭不違周禮義法，記事有條不紊。孔子的治史精神，就建立在這三個基本宗旨之上。至於聯綴敘述就不在孔子治史精神之中，無怪乎《春秋》被王安石批評為「斷爛朝報」。不過，孔子其洗鍊的敘事風格，使得孔子削笔之言在事（敘述）、文（文采）、義（義理）三面上都有一致的意義和其價值。

　　爾後在其弟子與獨尊儒術的風潮之下，《春秋》的價值被偏重放大在「微言大義」之下， 屬辭比事被忽略，而義理褒貶成為《春秋》的主流研究方向。事文義三位一體的價值被徹底分割。

　　劉知幾批評孔子《春秋》以下幾點：史料單一、考證和選擇差，時間編次失當，敘事隱晦主觀，並認為許多史家對《春秋》之稱讚皆淪為虛美。在劉知幾「明鏡之照物」的史學理論下，史家價值中立、客觀的事實判斷「實錄」是史家治史的最高階段。然而作者認為其敘述為「史德」範疇，「 屬辭比事」應是屬於「史學」之範疇，將史德標準以作為批評之標準去批評史才之表現，不免流於苛刻。劉知幾忽略了史家在治史時依據的價值原理會依時依人而有所不同，殊為可惜。

《史通通釋卷一》＜六家第一＞：

　　史學的流派有六：《尚書》記言、《春秋》記事、《左傳》編年、《國語》國別、《史記》通古紀傳、《漢書》斷代紀傳。《尚書》本為號令──宣王道正義之書，所以其記載皆為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孔衍以後出現以《尚書》為體例一家；但其因時間累積關係，以《尚書》收錄言語的做法在文籍已多的當代，裁剪今文，模擬古法，其內容時間敘述皆破碎難詳。

　　《春秋》以古法立言，著將來之法，其書歷時千載而獨行。至司馬遷著《史記》，其體例更迭，少褒貶立場，其故事整齊性較春秋為高。於此之後以《春秋》之筆法治史者絕。

　　《左傳》以《春秋》為底，其言簡要，其事詳博，劉知幾以為「述者之冠冕也」。在孔子後史以經傳命名者以絕，《戰國策》和《史記》盛。直到樂資才又名《春秋後傳》，此後春秋、紀、略、典、志雖名不同，大抵皆依《左傳》為標準。

　　《國語》亦出於左丘明，稽其逸文以編撰，以國為分類區別。之後同類型的有《戰國策》、《春秋後語》、《九州春秋》等冊。自三國魏晉時期，《國語》的體例漸被紀傳體和編年體所取代。

　　《史記》自兩漢後風行，大部分體例皆從《史記》，有些則無表。《史記》的缺點在於年月遐長，其人其事各紀傳書表兼有記載，重複出現使撰書者困擾；陳年累積的通史著作錯誤缺漏頗多，使得學者寧願追朔年代較久遠的史書，也不願看新編撰的史書。

　　《漢書》之流，因年代較限縮，言詞精練、敘事慎密，學者較容易編撰。因此劉知幾認為，六家經過流傳以降，流傳至後世的體例唯有《左傳》《漢書》兩家而已。

《史通通釋卷二》：

　　從《春秋》《史記》演變的體例《左傳》《漢書》，雖然名目有變不過體例範圍都相差無幾。《史記》之所以會演變為《漢書》體例，在於同一事分散數篇，前後屢出，年份混雜，人物的時空出現次序混亂。

司馬遷的「新史學」及其觀念意識：

　　在《史通》等評論歷史著作的書籍之中，均把司馬遷作為中國古今之史的分界線，古史指編年體，今史指司馬遷所發明的紀傳體。司馬遷所開創，再由班固、陳壽繼承之，使東漢政府認定並遵守其體裁為國史俢撰的新體例。

　　司馬遷在撰述《史記》的精神上，受到其父司馬談極大的啟發影響。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主要針對六家逐一反省批判，遵照其「無忘吾所欲論著」的精神，並「集大成以傳道」，所謂的道，就是孔子所傳授的六家大道，司馬談認為當時學者正無法做到上述，所以不及六家要旨並惑之。對司馬談而言，史官的意義在於論載史文而不使之廢絕，優秀的史官能進一步的論述，透過撰史以求成名是值得鼓勵的。寫史是一種使命，一種存續歷史文化的任務，此思想影響司馬遷極深。

　　司馬遷在其父的影響之下，另外又加上自己獨特的看法：其一、司馬遷在選擇人物背後，即有「君子成人之美」和人物批判的意識觀念。以紀傳體論述人物，較編年體更能突顯他人之美。這樣的意識觀念影響了日後史學在民間及官方的重視程度，以及史家撰史實的價值觀和史識變化。其二、司馬遷在作品內就已實踐史才對歷史作品的重要程度。

　　司馬遷在和壺遂對話之時，批判了司馬談推崇的黃老之學，並透露出其《史記》不排除以運用《春秋》褒貶之筆法；然而司馬遷否定了《春秋》和《史記》的相同之處，他認為《春秋》是批判性和理論性的學術，而《史記》和《春秋》的差別在於「述故事，整齊其世傳。」也就是所謂的歷史哲學和史學的差別。透過記述事實而讓善惡自明，此為司馬遷批判方法所在。史學所需的方法：蒐集史料、觀察考證、紀錄敘述，也和借史（經）闡釋的方法極為不同。所以說，司馬遷重視的是實證主義下的史料考證研究，和《春秋》繼承的其精神意識，是兩者不同的系統。

新史學的發展（下）：

　　劉知幾的《史通》為中國最早且有系統的史學史著作。其中兩點值得注意：一、劉知幾突顯史學的實證主義精神。二、對早期諸體兼述的「正史」籠統的一並稱為正史。荀悅依《左傳》體例刪減《漢書》而成的《漢紀》，劉知幾認為這是復興古史（編年史）而與紀傳體並行於當代；不過作者認為《漢紀》只是就《漢書》為本而擴充以補其不足，並無並行之意。在當時風氣，經史逐漸分流，《春秋》已不被完全視為古代史學的著作，紀傳體的風行導致編年體的埋沒。紀傳體至班固前，時有人進行補續的工作，而在《漢書》及《三國志》集大成。

　　司馬遷的新實錄史學成《史記》之後，桑弘羊即引述過。漢武帝對《史記》內論及武帝之過，也僅是刪去而並未廢書。由此可知，司馬遷紀錄其事實是如此貼近真實，以至於武帝無法對其表達異議而毀書。司馬遷在批評《春秋》為「空文」、「空言」時，就展現出「不虛美、不隱惡」的客觀實錄精神。這樣的精神使後世的當代撰史者必須重視實證的精神，才能夠使作品延續下去的重要關鍵，也是司馬遷的新史學之所以能夠成為史學領域大宗的原因。

　　史官置於天子諸侯之下，常依行事注記，又因能直接看到第一手檔案，接觸到第一手證人和證據，而將史官撰述歷史的可信度提高。在司馬遷系統下，自然資訊是「究天人之際」的重要資訊；而班固以後，對於天文、實物考證等方面，因為惰性、天文研究和實物過多的困難，使得後來史家對文獻愈加依賴。

　　司馬遷的新史學：文獻充足並考證得實，信而有徵則行事確立，考證行事必藉於文獻，發明其事必賴於論證。此論點和古人「五段論」：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有異曲同工之妙。而紀傳體的新穎和學而知之、敏而求之、論並述之的系統無不得到後繼者的注意。在新史學發展前期，以補續《史記》為主流；到了劉向時期便以文采和結構兼重，朝新領域發展，作出第一部婦女通史《列女傳》。

　　班彪是褚少孫之後，最重視事實考證與推論的作家。他重視「斟酌而譏正得失」，重視史料的來源和權威性，並認為《史記》範圍過大而疏漏許多，不易處理，而將範圍縮小為斷代史。然而班固成《漢書》，對《史記》相同部分只率多沿襲或偶作補正而已，無法推翻《史記》對事實的考證和論述。這說明只要史料充足、論證精嚴，事實究明，其歷史知識便可因此成立而不移。

　　劉知幾認為三國時期治史者多為文士，重視文詞、偏記雜說、屈從政治壓力、崇拜文獻，只有華嶠、司馬彪的實證史學可受到推崇而已。而陳壽所著《三國志》在處理史料上精簡扼要，選取並論證的事實能夠推論其因果關係，再詳加組織的記述。相較於陳壽的《三國志》，斐松之反盡取以為補其漏，然而補闕者未必能論證陳壽所考證之不實，陳壽受斐松之所稱讚「事多審正」，可見於此。

＜史學方法的創新與史學範圍的擴大＞：

　　漢朝代表的文學作品漢賦裡，對於鳥獸草木神物風俗，已經有「義虛而無徵」的概念。文學家在作賦時對於文章內容「稽其地圖、驗其方志、附其風俗」的做法，已儼然是史家尚本務實的寫實方法。從東漢到西晉，在文學內運用史學方法的筆法愈形進步熟練。

　　魏晉南北朝時代，因為政局動盪的緣故，私人藏書的風氣極為盛行，乃至於有「書廚」、「書淫」等稱號。從藏書到抄書、校書，除了私人撰史的風氣普遍盛行外，史料的選擇和考證的標準也隨之轉變。在兩漢時期，史料篩選的主要標準以司馬遷「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司馬遷以孔子編撰篩選過的遠古史料作為較為可信的史料；然而魏晉南北朝時讀書人對於此標準產生反動，六藝同樣也非完全可信的史料，藉由聚書、抄書到校書的過程，聚群籍而考異同、辨是非，用交叉比對並覆諸事理的方式來考證史料，無疑是史學方法的創新之舉。

　　當時代集大成者莫過於斐松之的《三國志注》，他針對陳壽所著《三國志》敘述脫漏或謬誤之處進行補闕漢考證的工作並廣泛地蒐集史料，使得注文超過原書數倍。魏晉南北朝不僅是私人藏書豐富，在上位者也積極提倡校勘與編撰載籍的工作。上位者的提倡導致當時的史學家紛紛採用著聚群籍而考異同、辨是非的史學方法。私人寫史的風氣極為風行，譙周《古史考》二十五篇、黃甫謐《帝王世紀》，皆是當代作品，尤其《古史考》二十五篇更是開啟古史考辨之風。而割據一方或偏遠地區之史，也多有人競寫，如崔鴻《十六國春秋》。

　　在《漢書‧藝文志》時，由於受到當時經學發達的影響，史學和經學難以區隔，即章學誠所謂「六經皆史」。漢武帝後獨尊儒術，史學家更多以經學觀點寫史。直到李充、荀勗創立四部，史書才與經書劃分清楚。在魏晉南北朝時，各種新類型的史書紛紛出現，說明著史學範圍的擴大與成長，分為四類：

　　一、起居注在漢武帝時即有，是專門紀錄君主言行舉止的紀錄檔案。魏晉南北朝時的起居注數量驚人，而且紀錄職責也擴大不少。起居注是修帝紀和國史的重要資料來源。實錄則自南朝梁武帝始，其內容風格如同揚雄評司馬遷《史記》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在漢代未出現實錄前，史學家即有歷史必須是實錄的概念，所以便衍生後世修實錄的風潮。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關於典章制度的史書較漢代大幅增加，並更為詳盡，分類也更加仔細。

　　三、以人物傳記（單傳、類傳和合傳）為主的雜傳，數量僅次於正史、儀注和地理類之下，雜傳其中又以類傳和合傳的撰寫數目為大宗。

　　四、自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開始，方志在中國史學上便佔有一席之地。方志記載著風俗民情，和方志相互呼應的是地理書。斐秀《禹貢地域圖》開創了製圖六原則（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而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更加重要，詳細考證了《水經》所脫漏之不足之處，例如河流所經的地貌、地質礦物和動植物、古代的陵墓以及墓前碑刻等等。北魏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則記載著北魏洛陽佛寺興廢沿革之史。

　　自魏朝開始實行的「九品中正制」帶動了修撰家系族譜的風氣。曹魏時期，因人才徙流，東漢時期的州郡察舉孝廉制已經無法再實施，遂改為九品中正制。各州郡中正選拔人才後，由中正官品藻並分九品，列入簿籍（簿狀、譜籍），官員的選舉必照簿籍分等，於是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世族成為社會地位最高者，為了彰顯其族的特殊地位，修撰族譜不僅成為政府統治的工具，更是世族之間的風潮。

　　魏晉南北朝時史學範圍的擴大，從文學批評著作《文心雕龍》可以清楚的展現出來。寫文之道「事信而不誕，義直而不回，體約而不蕪」和撰史之道並無任何不同，「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這更是和寫史相差無幾。文學和史學水乳交融、相輔相成，博學精考，正是文學史學皆不可或缺的寫作精神。《文心雕龍》＜史傳＞篇極受後世史家推崇，如唐劉知幾《史通》就以＜史傳＞為理論基礎。＜史傳＞前半部為精簡扼要之史學史，後半部意在討論史體得失。最後，作者劉勰點出歷史的任務在於「表徵盛衰，殷鑒興廢」，若「任情失正」，那就只是文學而非史學了。

陳寅恪《論韓愈》：

　　陳寅恪有鑒於前人在評論韓愈時無論褒貶皆未達中肯之意，於是他在《論韓愈》中列出六點，以證明韓愈在唐代文化史上之地位。

　　一、建立道統，證明傳授淵源：陳寅恪引用了《新唐書‧韓愈傳》和《韓昌黎文集》關於韓愈出生之背景，進而推論韓愈在確認其道統之說，表面上看起來是延續孟子卒章之啟發，實際上韓愈受到韶州的新禪學發展影響頗盛。

　　二、直指人倫，除章句繁瑣：唐太宗以後，明經侷限於記誦章句而缺乏注釋發明，進仕一途中也不受到重視。而自南北朝時期僧侶漸受到儒家理論影響，詮釋內典襲用儒家義疏的體裁，自新禪學更是一掃繁瑣章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簡單道理。韓愈在《大學》內，將抽象心性和具體政治社會組織作結合，奠定了日後宋代新儒學的基礎。

　　三、排斥佛老：《韓昌黎文集》內提到：「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可見韓愈對於當時龐大的佛教僧侶不事生產而導致拖垮國家財政和社會經濟十分痛惡。對於道教韓愈的態度也是一致，膽敢對皇室攀認之祖宗力斥，不畏當時社會風氣，可見其膽識已超越當代同儕。

　　四、申明夷夏大防：由於安史之亂的安祿山乃胡人，割據唐代領土的藩鎮又多為胡人，使得當代聞人或多或少都懷抱持一種夷夏之防的觀念，和唐代初期的胡漢不分已有明顯落差。「尊王攘夷」也成為古文運動的中心思想。尤只以韓愈敢直斥釋迦牟尼為夷狄之人，佛教為夷狄之法。

　　五、改進文體：韓愈將先秦兩漢之駢體古風，裁剪成唐代流行之民間小說文體。韓愈之文有詩之特色，又保存文之流暢。留由後人如蘇軾、辛棄疾等文豪所效法之。

　　六、獎掖後進：《舊唐書‧韓愈傳》提到：「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可見韓愈已有念頭為後世留下榜樣，具有承先啟後的運動領袖之精神，乃有所謂「韓門」一派。韓愈所推行的古文運動至宋代，在歐陽脩的繼承下發揚光大。韓愈可謂是唐代至宋代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

＜茅屋為秋所破歌＞，杜甫：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傾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裡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譯文：

　　八月秋深，狂風怒號，捲走了屋頂上好幾層茅草。茅草亂飛，渡過浣花溪，散落在對岸江邊。飛得高的茅草懸掛在高高的樹梢上，飛得低的飄飄灑灑沉落到低窪的水塘裡。

　　南村的一群兒童欺負我年老沒力氣，居然忍心這樣當面作賊搶東西，毫無顧忌地抱著茅草跑進竹林去。我喊得唇焦口燥也沒有用處，只好回來，拄著枴杖，獨自歎息。

　　一會兒風停了，天空中烏雲黑得像墨，深秋天色灰濛濛的，漸漸黑下來。布被蓋了多年，又冷又硬，像鐵板似的。孩子睡相不好，把被裡蹬破了。整個屋子都沒有地方了，但還是雨仍如麻下個不停。自從戰亂以來，睡眠的時間很少，長夜漫漫，屋漏床濕，怎能捱到天亮。

　　怎麼才能得到千萬間寬敞高大的房子，普遍地庇覆天下間貧寒的讀書人，讓他們個個都開顏歡笑，房子不為風雨中所動搖，安穩得像山一樣？唉！什麼時候眼前出現這樣高聳的房屋，即使唯獨我的茅屋被吹破，自己受凍而死也甘心！

　　唐肅宗乾元二年（西元759年），杜甫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起了一座草堂，過上了暫時安定的生活。但這種表面上的安逸，掩飾不住他的貧窮，更不能沖淡他那一貫的憂國憂民情懷。上元二年（西元761年）秋天，一場暴風雨襲擊了他的茅屋，再一次把他從浪漫的隱居生活中敲醒，讓他面對現實，讓他憂思，於是寫下了這首詩。

呂謙舉＜宋代史學的義理觀念＞：

　　宋代理學家認為天理運行乃是天理消長所演變的，因此，歷史分段上常常以天理流行的為分段，而許多史學作品也相繼以天理評斷人物。由於理學家以為天地未形成前便有天理，所以史學作品便開始追溯到原始人類的生活。所謂義理，即包含事理之義理和道德之義理，事理義理重成敗因果關係的敘述，道德義理重在善惡的大義褒貶。而宋代史學受到理學影響，注重於如何將史經合一，一併歸類到「理」的範疇中。經學為研究道的抽象理論，史學為呈現具體事實，兩者相互映證，就形成了宋代史學擁有獨特的義理觀念。

　　以宋代最具代表作的《資治通鑑》來說，以國家興衰為主旨，意圖使施政君主引以為鏡的人道精神，不但和儒家的經世致用相吻合，也符合所謂的義理。或多或少宋代的史學家在其史學著作上表現著揚善罰惡的精神，為了符合義理、發揚聖學，自然要特別注重春秋大義式的褒貶了。以歐陽脩為例，他極欲強調善惡褒貶，是為效法春秋大義，其目的雖在義理之義的觀點，其敘述仍在事理之義理之方面。人類的理性是歷史演進的指導方向，史學家應該「不沒其實」的記載下來，以為後世之人引以為戒。史書重在客觀事理，不重主觀褒貶。史學在理學和經學的孕育下，史學中的義理吸收理學和經學的精義（即為體），理學和經學中的事為藉由史學而得到發揮（即為用）。「經史合一」的義理思想，發展至南宋而大盛。

杜維運＜明代政治的嚴酷與史學發展的受阻＞：

　　明太祖時期，君權和相權之間的勢力消長到達一種極端失衡的狀況。由於太祖乃平民出身，雖然於民有安民之舉；但其對於士大夫的輕視也是歷史上所罕見。明代的官員待遇極為刻薄，加上明初太祖大興獄案，罷誅胡惟庸、連玉並連坐誅其九族，殺官吏萬餘人，至此君權已徹底壓垮相權，君主之淫威達到了歷史的高峰。太祖、成祖時期又廣設廠衛，破壞國家法律體系，廠衛可以任意緝捕興獄，加上文字獄大盛，士人在官場之中無不戰戰兢兢，日日驚恐。上朝時會被賜與充滿羞辱性和肉體痛苦的廷仗不說，對文字的擇潤又得處處小心謹慎，以免被人抓到把柄進而全族伏誅。

　　在此一極度不自由的環境條件之下，對於強調直書不隱的史學發展無疑是一大打擊。整個明代無良史、無大家，史學作品良莠不齊、考證不力，史學家受限於生家安全毫無保障，退而改寫山水田園之趣，不敢奮筆直書。《元史》乃官修國書，但其修史時間短促、結構零亂，水準品質令人難以茍同；而修撰《元史》者在完工後皆不受官歸里，可見明代修史的困難程度。歷史至此，已淪落為君主意志貫徹的政治工具，史德淪喪，至明末仍不復見。

　　明代前期的史學，惟宋濂、王禕和丘濬有所表現。宋濂曾云：「名教絕不可負，綱常絕不可虧。」此可見宋濂強調名教綱常。「記載之文，其可少乎？」歷史不僅要詳盡記載將帥官才出世之功，並要貫徹名教綱常與忠義之節在歷史之中。不可無其事而曲書，不可有其事而失書，務求合天理人心。對於太祖之暴行，宋濂刻意以今為鑒，勸阻嚴酷施政，為別出心裁的資鑒派。

　　王禕提出「文之難者，莫難於史。」好的史學作品不但要具備史實、文采、邏輯、通體，其書寫範圍之廣泛使史家須窮盡畢生之力涉獵各種範圍，並堅持史著之是非衡議，其作品才可被稱為良史。

　　丘濬在其作《世史正綱》一書中補減朱熹《通鑑綱目》和呂祖謙《大事紀》的內容，不僅效法春秋褒貶筆法，並意圖在史學作品中明正統、正綱常、知善鑒惡，扶持世教並警省人心。其中所言「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鑒戒」和王禕的理念相契合；「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而足以為一代之良史矣。」充分展露了劉知幾所提史德和史才的重要性。

杜維運＜清乾嘉時代之歷史考據學＞：

　　中國清朝初期和北宋一般，治史風氣興盛，出現了幾個意圖創作大規模史學作品的史學家，如黃宗羲、吳炎、戴名世等人。至顧炎武開始已經好考證，但仍對歷代的典章制度、風俗習尚列出得失並討論，藉此抒發顧炎武本人在史學上意圖經世致用的思想。顧炎武的作法開創史學界的新枝脈，並創浙西學派之始；而黃宗羲則為浙東學派之宗。

　　到了乾隆嘉慶年間，史學界風氣驟變，史家紛紛轉往考據學發展，為古史訂正偽文、謬誤、補闕遺，在這範圍內不敢踰矩。章學誠大聲呼籲仍無法改變此一風氣，此時的史學界只有考據作品，沒有新作之史。史學家將所有精力都放在考古，而忽略當代事蹟並缺乏其記載研究。

　　不過乾嘉考據學仍然有值得一書超越前幾代的優點。其一是追求真實的精神，其二是科學的研究方法。清代的考據學要較十九世紀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提倡語文考證，還要早上了將近百年以上。但是清代考據學無法有重大的史學進步便在於過度的鑽牛角尖，在同樣的支離破碎的小問題間打轉，卻無法產生規模宏大的史學作品。

　　中國史學自宋代以後發展出兩派勢力，一為胡安國、歐陽脩等，以簡單晦隱的文詞行意遠流長之褒貶；一為蘇洵、蘇軾父子輩，取各家之言任意書寫史蹟。清初顧炎武提倡以考證治史，可見史學風氣已趨於穩健；然而乾嘉時期過度的追求零星問題的考證，反而無法將其精力放在著作成一家之言的史書作品之上。

　　考據學的科學方法之應用有（一）歸納：儲蓄大量史料，再歸納得其新說。證據選擇以最古為佳；孤證不定其說；得續證而漸信之；遇有力反證則棄之。顧炎武以後至乾嘉時期廣泛使用，用史治史才可訂古人之偽。（二）現代所謂輔助科學，在清代其實就是經學、小學、輿地、金石、板本、音韻、天算諸學，史學家用各種科目作為輔助考史之工具，在清代已然有此應用風氣。

　　內文提到二人的考據學：王鳴盛提倡「說經重師法，反對以意說經。」「自唐中葉以後，凡說經者，皆以意說，無師法。」王鳴盛治經以漢儒為宗，不敢駁經，迷信漢儒使其見識不高，不過有「作史不得擬經」、「編年雖古法，而古不可泥。」的獨到見解。至於考史，王鳴盛注重校書；然而其著述態度和書的自定體例常有不合，標題亦有不夠明確的情況發生。

　　錢大昕運用歸納法和演繹法考史，注重史料的擴充和輔助科學的應用。其考訂古書，先求善本，避免注文參雜正文之中，再以其義例解釋史實，考訂謬誤。此外，錢大昕亦有著述元史之意圖，在當時考據學極其興盛之時，此舉算是難能可貴。

余英時＜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與朱陸異同論＞：

　　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並非前人就說的單純翻版，而是針對清初以來「經學即理學」的中心理論的一種反對和挑戰。「經學即理學」說之發揚光大者戴震認為，理學之「道」或聖賢之義理皆具備於六經之中，然而六經之文字和典章制度已非清代時下學者所識，所以才需要藉由訓估和考證才能夠獲得。歷代儒家學者也多保持「六經載道」的同樣看法。清代從顧炎武到戴震，都是接受程朱理學所謂求道於六經的基本假設。

　　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意在打破此一見解，所謂「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三代以後的道，不可能從六經之中去找到。後世考據學家多畫地自限，又彼此不合，所得更少。章學誠進一步主張以文史見道，三代以下之道當從史之中求得，他所提倡的道已然含有歷史的性質，和戴震的「事物中所顯現的內在條理」相距甚遠。章學誠意圖以史學觀點來超越經學觀點，「理無定型」，既然沒有定型，就無法只用六經之言來套用在所有事物上。透過方志和史籍考的編撰，章學誠逐漸建立起「六經皆史而史不盡於六經」的理論體系。

　　如果說戴震的哲學是程朱「道問學」至清代的最高極致，那麼章學誠的「朱陸異同說」恰可代表陸王「尊德性」朝向清代「道問學」階段的轉變結果。在建立「六經皆史」的理論體系中，章學誠為了追尋學術體系上的自我認同，逐漸向浙西學派的對立浙東學派靠攏，並企圖建立起一套浙東學派的「理學結合史學」源流，以作為自己學術思想足以和程朱之學的戴震對抗的後盾。事實上，從章學誠寫「朱陸」篇時就隱約將自己許為當世的陸九淵。

　　不過章學誠自己也明瞭浙東學派不能像明代陸王理學一樣泛談德性，必須要在浙東史學的流脈下手轉變，和「經學即理學」一樣，章學誠曰「浙東言性命者必究於史」其實也是「尊德性」轉向「道問學」的明確表示。儒學的主流在明代是心性理學，到了清代已轉變成為經史考據之學，為此章學誠不得不作出轉變。章學誠的轉變代表了清代儒學的共同精神：寓虛理於實學和德性資於學問並無相異之處。

　　由章學誠解釋王陽明的致良知：「資之所近」、「性情」是良知，「學者求知之功力」便是致。良知的範圍已被縮小，並從德性之良知轉化為智性之良知，這種解釋和王陽明的本意完全不同。此新解釋是清代儒學轉至道問學的產物，章學誠的學派與其歸於陸王，不如說還要更近於是他學術對手的戴震。

杜維運＜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考＞：

　　西方史學的輸入，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受西方列強的壓迫，揚言變法圖強，清朝屢派留學生出國；然而這些輸入中國的學問大抵不出政治、軍事、教育、經濟，當時從未有人在海外專攻西方史學再帶回中國傳播者。真正的輸入，大致在清朝即將結束的十餘年間。剛開始保守人士對於˙西學的日漸傳入表達反抗的態度，中國文化的傳統光環對傳統份子而言，接受西學實是一大障礙。後來有人提出西學源於中國說，或多或少有幫助西學順利傳入中國的作用。乃至於有嚴復影響鉅深的《天演論》。此時也有開始反中國傳統的聲音，「所以崇國體，是狹陋之見也」、「中國正史，僅記一姓所以經營天下保守疆土之術……而民間之事，悉置不記載」等。有趣的是，近代中國的西化運動，最初參與的份子並非留外學生，而是一群不通外語文字的人。

　　《天演論》的進步史觀替中國傳統崇尚古代的思維無疑是打了一巴掌。物競天存的思想正好契合當時中國因弱小而舉步維艱的現狀，大國愈強則小國愈弱，唯有進步才能夠擺脫弱肉強食的定律。

　　上述對於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替梁啟超的「新史學」舖了一條康莊大道，「四弊」、「二病」、「三惡」是對於中國史學的強烈批判。雖然梁啟超並無閱讀外文的能力，但他間接從日文書籍接觸一些西方史學，並開始嘗試應用西方史學的觀點來批評中國史學作品。《中國歷史研究法》提到客觀資料和主觀觀念革新的重要性，並將史料分類為直接和間接史料，這些都是承襲於班漢穆的史學方法。

　　影響中國史學範圍更大的是胡適。他具有能夠閱讀外文的能力，所以接觸到的史學觀念和理論自然比梁啟超要來的更加完整。他運用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存疑主義和杜威（John Dewey）的實驗主義，將中國治史的方法論科學化，並將科學的嚴謹精神帶到史學精神之中。

　　何炳松翻譯的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學》＜The New History＞算是中國史學界所翻譯有關西方史學理論及方法的第一本書，而魯賓遜的《新史學》內文提到「研究歷史應當本於社會心的要素。」特別強調了社會科學在史學上的運用和輔助，至此書一出，中國史學界重視社會科學的程度日漸加深。近代中國史學界也大抵接受了以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治史的西方史學傳統。此外，何炳松亦將中國史學和西方史學相比較，《歷史研究法》和《通史新義》都是其代表作品。

　　傅斯年貫徹他所接觸到的蘭克「史學即史料學」的理念，注重史料的直接研究、擴充、和應用工具的加強。在實際行動上，安陽甲骨文是史語所挖掘發現，清朝內閣的檔案也由史語所購得。

　　此時另有陳韜和李思純翻譯班漢穆（Ernst Bernheim）、朗格諾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瑟諾博司（Charles Seignobos）等人的史學方法論，其中李思純所翻《史學原論》被視為西方史學方法論鼻祖之作品，重要性不言可喻。八年抗戰時期的張蔭麟，引進了西方史學的默證方法，並著有融合西方史學的中國新史《中國史綱》。國民政府遷台後的張致遠、姚從吾受到德國史學的影響，分別引進蘭克、班漢穆、曼納克（Friedrich Meinecke）的史學方法及研究。此時也有留英的沈剛伯、留美的劉崇鋐分別引進國外新史學。

　　西方史學的輸入不外乎三個管道：西方專史專書的翻譯、大學講堂上的演講內容、通西方史學的中國史家撰寫專文專書的介紹。其中西方專書專史的翻譯艱澀難讀，使讀者難以直接了解西方史學。大學演講是影響力最大的途徑，而中國史家介紹西方專書論文則是能否成長的重要關鍵。受到語言文字的影響，西方的史學寫作技術無法第一時間傳入中國，目前的西方史學的翻譯工作又趨於沉寂。

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背景──清末的史學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

　　中國近代新史學的起源有兩種說法，其一是西元1840年鴉片戰爭以為起點，另一則是梁啟超於西元1902年在新民叢報發表《新史學》以後。梁啟超在百日維新失敗後流亡日本，為福澤諭吉和田口卯吉的「文明史學」所吸引，尤其以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影響最多，此一觀點可以由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提倡歷史寫作應以描述民族的進化和社會的進步為主體可以得證。

　　在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的歷史編撰體例並沒有顯著的創新和突破，直到安陽甲骨文的出土和運用，才使中國史家認識到地下材料和文獻結合考證，即王國維所謂「二重證據法」的重要性。戊戌變法以後以演化論為中心的中國人歷史觀的改變，經由甲骨文等新史料的發現和從日本大量吸收的西學，是中國近代史學起源的重要標記。

　　嚴復《天演論》發表後，已有康有為針對經今文學的角度批判中國的古文經傳統思想，但此一批判仍舊侷限在儒家思想的範疇之內。直到二十世紀初，以梁啟超和「國粹學派」為首才開始對治統和道統進行懷疑批判。甲午戰爭後引發中國至日本留學的風潮；在明治維新前後，日本雖然引進大量西學，但其文化主體仍跟隨中國，並有意藉中國人著作了解西方。

　　十九世紀後半日本人的心態在踏入中國後開始有了轉變。有人對清朝的頑固保守腐化表示失望，也有持續對中國保持好感之人。明治以後漢學研究仍然持續，就實質上而言也是清代考據學的延伸。甲午戰爭日本戰勝後，開始將自己比喻為列國；日俄戰爭後更將自己比喻為強國，而對於中國的缺點也開始藐視，由日本批評魏源《海國圖志》的「洋外史」落伍心態便可略知一二。

　　甲午戰爭勝利後，日本國內產生近代化過程中自我認同的轉移，明顯例子為福澤諭吉號招的「脫亞入歐論」。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國內的朱學已經受到考證學和國、蘭學的嚴厲挑戰。日本處於文化邊陲，對於文化的多樣性自然較中國容易選擇其優，加上福澤諭吉淺顯易懂的西方遊歷《西洋事情》一書助長了明治維新時期崇洋的風氣，使得日本吸收西方文化過程較中國順利。另外福澤諭吉提倡為了要斬斷不合時宜的「時代錯誤」，必須要從啟迪民智，讓全體國民共同建立文明才能成功。

　　在西元1880年以後，在吸收足夠的西方文化使日本超越亞洲各國，日本國內開始出現「國體」、「國粹」的回歸傳統的行動。「東洋史學」即為此一時期的產物。然而，日本將注意力重新轉回東亞，是以改造者和領導者的心態，提升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

　　中國方面，張之洞在戊戌變法後著的《勸學篇》中的「中體西用」論，和福澤諭吉所提倡論點類似。大力支持中國人去日本留學，不僅代表「天朝」官員承認日本的領先地位，承認祖宗的辦法已跟不上時代潮流；而日本和中國文化同種，以日本為樣板，在儒家傳統上吸收西學，正是中體西用的思想主軸。西元1905年清朝廢除科舉制度後，使中國的知識份子紛紛渴望留學，鄰近的日本自是最佳選擇。

　　梁啟超和當時中國留日學生年紀相仿，而又有戊戌政變失敗的經驗，使他更能體會中國和日本社會的強烈差距。在日本新聞史家的影響下，梁啟超回國後也相繼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以轉錄編譯日本的著作為主。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和梁啟超的《新史學》兩本都非標準的史學作品，但辦過報紙的共同背景讓他們的著作得以在影響國人的史學觀念上獲得重大的成功。兩本書都強調歷史的研究應以「進步」為主。

　　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同時也影響了史學體例，由原先褒貶人物、道德戒訓轉變成研究歷史變化，注重歷史解釋為主的敘述史學，即所謂的「史論體」。史論體是以敘述和章節體例作歷史整體的描述和分析，並運用了社會科學作為輔助分析史學。

　　和梁啟超一樣留日的留學生，對於將日本書籍翻譯並傳回中國的新知識傳撥不遺餘力。對廢除科舉後的清朝，一般大眾的歷史教科書對於學制改革造成的新教材需求有著立即填補的功效。新教材對中國人歷史觀念的改變影響深遠，重新塑造中國人的歷史認識。中國史家如章太炎也嘗試新的寫作體裁但未果，章節體的推廣迫使日本和中國的史家必須放棄以前的通史，而尋求於狹小的題目上大作文章。黄節以民族觀點撰寫的《黄史》，正可以視為清朝末期由日本輸入的「文明史學」，已在中國有所成果的表現。

彭明輝＜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

　　五四時期最重要的成就是史學方法和方法論上的革新。當然，除了方法和方法論外，王國維也指出，中國現代新史學的成立，端賴新史料如安陽甲骨文、漢塚竹簡的發現，解決了文獻材料和考古材料的問題。五四時期造成的儒學解體，使中國思潮出現了一次大解離大建構。台灣對史學方法和方法論的重視，便是從五四運動一路承襲下來。

　　學者以新文化運動來思考五四時期的學術轉型，包含：（一）反儒學和中國傳統思想。（二）科學主義的抓來就用。（三）體驗民間生活和鄉村建設；民間文化如白話文運動、西北邊疆考察的田野調查的熱潮興起。上述學術風氣造就了「文學革命派」和「學衡派」、科學和玄學、「古史辨運動」和《史地學報》的相互論戰。然而，這些都只是概括性的革新，事實上五四時期的史學，仍舊處在傳統和反傳統的十字路口上。民族主義、浪漫主義、中西論爭，使得五四時期的學術思想大鳴大放，但對於實際的歷史研究反而成果較少。

　　五四時期的史學，承襲清代考據學派復古而解放、而尋道的知識歷程，以及晚清濃厚的經世思想。標榜運用杜威實驗主義的胡適、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就是運用科學方法研究古史。馬克思唯物史觀、傅斯年的史料史學兩種在理論和史料立處極端的治史方法，成為後五四時期中國史學界的兩種論調，影響至今。

　　五四時期最重要的領導者胡適，在中國傳統的人文學科各個領域都建立起新的改變和價值觀，儘管樣樣通不代表樣樣精，但在方法層面上的創新，仍使胡適身為五四時期文化舵手的地位屹立不墜。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學的崩壞造成諸子、六經史料化的現象，六經不再是神聖經典，而是和通俗白話小說一樣等級的「史料」。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透過杜威實驗主義的方法論、乾嘉考據學的古代史料、先秦的名學邏輯，達成真正「中體西用」的史學新典範。但儘管胡適高倡科學方法，但事實上他的研究並沒有超越清代史學的系統範圍。若說胡適最重要的史學貢獻，除了六經史料外以外，就是將通俗文學也納入研究和史料範圍內。五四時期的史家如顧頡剛、傅斯年、羅爾綱等人都受其影響。

　　何炳松的考據學和胡適不同，他將章學誠的史學方法和西方史學進行比較，而胡適則是謹守乾嘉考據學的原則，因此造成何炳松重思想，胡適重考據。胡適以西方史學的科學方法來重新整理中國傳統史學的材料；而何炳松卻是將焦點放在中西史學思想的討論上。

　　此外，何炳松翻譯魯賓遜的《新史學》內容乃針對蘭克學派的反動，包含歷史實用性、歷史學研究範圍、社會學科重要性、史學客觀性。而傅斯年引進蘭克史學入中國的時間還較何炳松晚。傅斯年的史料學派極強調史料和輔助工具的重要性，尤其相信史料的絕對客觀，將考古、文獻、語言三位一體做史學研究，創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響中國近代史學非常深遠。

　　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依據各時代時勢來解釋各時代古史，此淵源承襲清學。全面否定上古史可信度的先驗假設，再動手找資料，其方法並非科學，而也遭到了《史地學報》的攻擊。但不可否認的是，古史辨運動對於儒學在史料的支配性掃除，通俗文學的史料化，有著極大的貢獻。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

　　傅斯年在文章一開始就以破題來陳述他的史學中心思想：「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傅斯年亦提到了語言學的流變發展，對於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所謂「一個民族的語言即代表此一民族的精神」，若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歷史，就不得不先從其語言開始著手研究。語言學已然成為歷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輔助工具。

　　中國傳統的歷史學和語言學發展的歷程對傅斯年而言算是退步的。司馬遷的治史水準不輸於十九世紀清代的治史大家；歐陽脩的《集古錄》直接研究史料被傅斯年視為是史學研究紮實的真功夫。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能夠在茫茫史料大海之中考證、編訂，讓人感到十分訝異。然而到了明朝，整個治史風氣開始衰敗；在清初曾有浙東學派有復興史學之跡象，但至乾嘉以後，整個史學界不見官私修史書的革新開創，變成以考據訓詁為主。顧炎武的史料考證被視為是最近代的治史方法，但三百年後方法不但沒有創新，反而沒落了。

　　中國歷史和語言學無法進步的原因在於（一）專注於研究前人創造之系統而不直接從史料研究。（二）缺乏能夠持續擴張研究史料的史學。（三）缺乏擴充治史輔助工具的行為。以上三點若無持續的擴充更新，即使中國境內擁有再多文獻史料和文物史料，沒有辦法進行研究也只是易入外國人之手。

　　根據以上三點，傅斯年開始思索如何推動歷史和語言學發展，其中不只要將上述三點擴充更新，另外對「國故」、「國學」這種侷限史料範圍研究的想法給消除。對於史料只要進行大量的蒐集、整理、考證，史料自然會陳述客觀事實，超過史料所及敘述範圍就不可妄意推論。「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只要透過史料的詳細擴充、考證、整哩，輔助工具例如語言學的運用得當，那麼傅斯年所謂「史學即史料學」的想法，是可以透過實踐來達到一定目標的。

許冠三〈正在尋求自我的本土史學〉：

　　從西元1987年起，大陸史學開始所謂「復甦」，從思想解放、理論反省與自我追尋三方面進行。所謂「思想解放」，或「解放思想」，實有雙重含義。從表面上說，便是掙脫長期加在歷史研究上的各種思想桎梏。而從內在意涵來說，便是鄧小平所倡導的「實事求是」原則，突出「歷史科學的真實性」，強調歷史研究須「忠於事實」，須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去認識、撰寫歷史。

　　由於大張旗鼓地撻罰「三化」：簡單化、片面化和絕對化──從思維和學風入手，以現代化的眼光看待舊的史學議題，發掘新問題，從而得出新認識，用以取代或修正流行數十年的的定論。在古代史的研究上，最值得注意的變化並不是在研究議題的翻新，而在研究焦點的深入探討。

　　新概念的運用和西方系統論、控制論之假說與方法的引進。這些變革導致中國大陸使用多年的指導理論的反省，以及和認識論與方法論唯一的史學自我追尋。在鄧小平號召「走自己的道路」不久，中國史學會決定以「建設具有中國氣派和當前時代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為長遠目標。在認識論的層次，則已明確史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為主題，特別是歷史認識、史學與歷史唯物主義之類「歷史理論」的關係。

　　蛻變由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研究與撰述展開序幕。隨後便是傾向恢復黨史真面貌的作品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諸多涉及李大釗、陳獨秀二人翻案的作品。在此時一系列的翻案文章出現之外，還有一系列的觀察實證、紀錄事實的文字。

　　史家並首次正視五四時期「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歷史作用，開始研究過去由種種原因不能展開研究的許多人物，重新評價過去幾個公認的「反面人物」，特別是陳獨秀和胡適。由於海外觀點的刺激與「和平統一台灣」意圖牽引，開始對國民黨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認知有所改變。在專史方面，復甦較快速的近代經濟史與中外關係史。對於中外關係史，以中美關係最受注意。在鄧小平訪美前後，「美中關係史實質上是一部侵略和被侵略的歷史」的「定論」開始動搖。此外尚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基督教文化與儒家傳統的矛盾。

　　在古代史領域，最惹人注目的變格是新概念、新方法與新理論的引進和採用。近代新進輸入的系統論、控制論立說，認為中國社會所以長期停滯於「封建」階段，歸根究底是由於它的結構是一種「超穩定系統」。它的特點是：一方面具有超常的穩定性，其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三結構之間橫能維持一個相互生剋的平衡，另一方面他又不時出現平衡失調所導致的週期性震盪──封建王朝的沒落與更替，其實農民戰爭便起而發揮調節作用，成為促使他恢復平衡與穩定的重要機制。「超穩定系統」假說亦間接否證了維物史觀的經濟結構或生產方式的最終決定論。

　　現代化時期的史學理論非但已注意「歷史客觀」與「歷史記載」的區別，「歷史實際」、「歷史資料」與「歷史認識」這三者之間的差距，而且還嘗試論證史學的研究對象、認識過程與思維模式之不同於其他經驗科學。史學家的任務，在抽象、揭示或闡述一般規律之外，還得恢復歷史活動的「本來面目」以反映其真實。

　　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假說乃是「通往客觀真理的必由之路」。就中國的學術現實言，「假說權」乃是社會科學者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權力」。

　　正值方法論層次系統的輪廓若隱若現之際，史學理論的層次模式亦在緩緩成型。劉文瑞建議，史學宜劃分為「理論史學」與「應用史學」兩層，凡是旨在「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和「促進文化社會素養、道德水平」的史學活動，或帶有其他社會政治功能的述作與研究，都該歸入應用史學。

王晴佳《台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

　　從遷台到戒嚴後，台灣的史學界經歷一段動盪的日子，這時期影響了很多當代史家。在解嚴後，許多在戒嚴時期無法觀看或查詢的史料都慢慢釋出，而新開放的新史料，又以與台灣史有關的佔大多數。在史料收集方面，這一自由的具體表現就是民間性組織與機構的紛紛出現，擴大了史料收集的範圍。另外，政府部門也逐步將原來封閉的有關檔案公開，使得台灣史的研究阻礙逐漸減少。

　　史料收集可分為官方和民間，官方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間則成立各種的基金會或研究室。各種雜誌的興辦下，也促使了台灣的鄉土文化發展。再加上政府的提倡，使得台灣在當時本土文學及歷史的研究大盛，尤其以撰修地方志的表現最為關鍵。

　　西元1950年代台灣史的研究，完全以中國史的發展角度進行研究。然而在西元1965年，＜台灣省通志稿＞完成，可以視為前一階段以中國史引領台灣史的終結。自此以後，台灣史的研究走向更深入化的在地探討，廣泛採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加上史料容易取得的地利因素，台灣史很快成為區域史的研究中心。

　　 政治的開放、社會的需求、史料的開發，使得台灣史的研究在西元1980年代後期逐漸興盛，並成為史學界的顯學。在這新階段中，台灣史研究人員，正尋求「台灣史研究的新精神」，對台灣的歷史作出新的解釋。他們將台灣歷史階段化，在各時期尋找台灣人的歷史並加強歷史本土化的意識。台灣本土化運動的開展，與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變化，有很大的關係。中國大陸之進入聯合國以及被西方國家承認，直接否認台灣所自認的正統中國繼承地位。

　　西元1960年代中期台灣社會史研究的興起，就是其典型的表現。在此之後台灣國際地位的變化和解嚴前後政治的逐步開放，對台灣史學界的影響，則更為明顯。西元1983年鄭欽仁在《台灣文藝》發表＜台灣史研究與歷史意義的檢討＞，被後來學者認為是標誌台灣本土歷史觀興起的重要作品。

　　事實上，台灣史學界對生活文化史的重視，受到西方史學界的影響鉅深。杜正勝承認他所提倡的生活禮俗史，部分地受到了年鑑學派的影響。史家逐漸把研究焦點從公領域轉到私領域，從政治轉到社會，從社會轉到家庭，從家庭看待兩性關係和婚姻以包含日常生活的方面，因此婦女史、家庭史和兒童史逐漸受到重視。

　　解嚴之後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開展，也使得教科書的編寫，逐步由教育部統編，制定統一的部訂教材，逐步改為向學界、社會開放，採取公開競爭的方式（然而還是採取一綱多本，這個綱目前來說是不變的）。

　　台灣史學界目前對史學傳統的觀念和方法兩個方面的反省還不夠，至少在理論層面是如此。此外，生活文化史的發展反映了台灣史家在走出民族史學，政治、軍事和外交史的藩籬，開拓新的領域，嘗試新的方法發展台灣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