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基維利學，看良知與利益的反動

　　馬基維利的君王論（The Prince）是以君王統治國家而衍生出的一種統治工具和手段。其理論的立足點、出發點是建立在「人性皆惡、人本逐利」的大前提之上，和厚黑學的出發點不謀而合（恐怕厚黑學也大量參考了利益學相關的書籍）。

　　然而，很多在位者卻無法很有效、很精準的完全奉行馬基維利學的條則，進而達到書中所提：君王應有的「完美、洞察、英明」形象。排除君王本身的個人能力不足、環境的壓力讓君王手足無措、君王的視野不夠宏觀以致於無法洞察先機等種種因素外，我認為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於，在位者就算控制所有資源，掌握完全的權力把柄，也無法依照馬基維利書中所寫「如有必要，君主應隨時拋棄傳統道德」（按：馬基維利自己也在書中提到說"he holds to what is right when he can but knows how to do wrong when he must."表示說馬基維利自己體認到，他理論中的絕對性質在現實手段上還是存在著實際操作上的難度。對統治者而言，唯有道德和法律雙管齊下的統治，國家才有可能屹立不搖。）那般完全做到。因為眾人在成長過程的普遍教育中，被灌輸著不同形式（這裡指著各地不同的風土民情會導致內容上的差異）的道德（可以解釋為人與人之間，人隸屬於社會群體之下的相處、生活準則），這股道德力量會潛移默化至眾人的潛意識之中，形成一種隱性的精神制約。我姑且把這股制約稱作為「良知」。

　　良知會牽制著統治者的行為和判斷，讓統治者在抉擇一項重大決策時，良知和利益理智會互相牽制，變成一種「天秤式的平衡」。一旦哪邊的想法過重而失衡，統治者就會喪失原有的判斷能力，而出現不合常理、偏激的行為。

　　每個人心中都存在著良知，只是良知會隨著人的地位不同、權力大小、思想領域而有所改變，轉化為不同領域、不同形式的良知。良知可因人在看待事物上的切入角度不同而有著面貌上的差異存在，有私人的良知（例如家人、親密朋友、女朋友的親疏之分），有公眾利益的良知（例如國父革命、切‧格瓦拉Ernesto Guevara的作為，在前提是好的情況下，改變痛苦現狀的激進革命都可歸於此類；至於以後發展，那又是下面的回答）。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當「天秤式平衡」倒向良知時，統治者便很難做出為小利益而去犧牲大良知的事情；當然，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因為民意的反動所帶來的壓力，但至少以結果論而言，不外乎如是。

　　然而有一個極重要的一點是，在現實生活中，良知和利益總是糾纏不清，很難劃分界線去作一個完全性的區隔（這和Leo的「偽君子」、「真小人」有異曲同工之妙）。腦袋轉動的快的聰明者馬上就會想到懂得運用良知的最大價值，也就是自身的利益之骨披上良知之皮，去將謀取私利的行為，冠上追求公眾利益的名號（也就是私人良知的群體合理化）來達到自身目的。歷史上不乏這一連串例子：希特勒以喚起亞利安民族榮光為藉口，對猶太人進行大規模的滅絕屠殺；史達林、毛澤東、蔣介石為了鞏固、強化自身的權力核心，以公眾利益口號之假，行肅清殺戮之真。

　　所以說，馬基維利的理論是對的，但僅僅不過是真實下的一小部分正確，就像新聞因立場偏頗而只報導出一部分事實一樣。我們不必去責難他，因為他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對人性做出簡單化、通則化的概括分析（人性本惡、自私、人民都是豬頭三是馬基維利不能更動的中心思想）。以當時而言，這是個新穎聳動的觀點，用現實的功利主義手段去企圖摧毀現有的理想主義，進而再去創造一個嶄新的理想主義。並不能批評他不夠理智、不夠睿智；應該說，馬基維利欠缺了一種周延妥善的觀察人性的大角度，那是在利益的另外一面良知上，他無法看得透澈，也無力去著墨太多。

從《A Room of One's Own》看二十世紀前的婦女地位

圖一：Virginia Woolf

一切的原由，都要起源於這句話："Nothing has happened until it has been described."（一切不曾發生，直至它被描述。）

　　西元1928年，維金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受邀去英國劍橋大學僅有的兩個女子學院演講「婦女與小說」，講稿經過整理，於次年以《一個人的房間》為名出版。那個時代說遠不遠，距今不過七十年左右，然而女人還是投票所及就業市場裏的新鮮人，劍橋大學剛剛准許女生得學位。維金尼亞本人和她姊姊范尼薩就因身為女性，從小只能留在家裡，由母親及家庭教師教讀，無緣像兩個兄弟一樣上劍橋大學，接受正規教育，令維金尼亞一輩子引以為憾。或許就因如此，一來到劍橋 （書中化名為牛橋） ，坐在美麗的秋日河邊思索女人、女作家的歷史地位與處境，不由得百感交集，思潮蕩漾到「無法靜靜地坐下去了」。

　　「我就這樣急急的走過來，穿過了一片草地。立即有一個男子起而攔阻我了……他的面部表情是又驚恐又氣憤。不是理性而是本能使我清醒過來；他是位警官，而我是個女子。這裡是草皮，人行路在那邊呢。只有研究員和高材生們可以在這裡走；我該走那鋪碎石的小路……等我走上那小路時，警官的手臂才放了下來，他的面部才又恢復正常平和的神情……

　　……（我又想到）可以追隨蘭姆的腳印……到那……著名圖書館去……我定然是推開那門了，因為，立即那裡出現了一個像護守天神似的影子，以飄舉的黑袍而非白色的翅膀攔住了我，是一個不表同意的、髮鬚銀白的、和氣的紳士，他擺手要我迴轉時，低聲的表示歉意說，女子只能在一位本學院的研究員陪伴下，或持一封介紹函，才可以進入。」

　　當時維金尼亞‧吳爾芙已是頗富盛名的文學評論家及六部小說 （《出航》、《夜與日》、《雅各的房間》、《達洛維夫人》、《燈塔行》、《歐蘭朵》）的作者，主持在文壇甚有影響力的荷加斯出版社，並被譽為「意識流」派的開創者之一；然而這樣的成就並未替她贏得在男性建制中暢行無阻的證件。《一個人的房間》書中，這個歧視女人的傳統如此源遠流長，誠如一片「三百年來一直不斷的壓得很平的草皮」，或那個以收藏米爾頓、薩克雷、丁尼生等大師手稿為榮的劍橋三一學院圖書館，它「受到一個女子詛咒，並無礙其為著名的圖書館」，致使吳爾芙惱怒地走下石階，發下重誓，從此「絕不再請求優渥待遇」。

　　由於生長在一個「女子不教」的時代，吳爾芙和她的姊姊凡妮莎（Vanessa）都無緣像她們的兄弟一樣進入劍橋大學，這樣的缺憾使維吉妮亞首先以「女性的失教」來討論女性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吳爾芙虛構了「牛橋」（Oxbridge）和「芬漢」（Fernham）兩個名詞，前者是對牛津、劍橋之類最高學府的戲謔，隱喻由男性把持，服務於父權體制的學術機構，後者則隱喻著女性的學術研究在資金、社會基礎、自身傳統積累等各方面的匱乏貧弱狀態。

　　在象徵意義上，吳爾芙這一怒而去，奠定了她以「圈外人協會」創始人身分發聲的位置，從此展開在女人匿跡的歷史中尋其足跡的旅程，為現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寫下瑰麗的第一章。儘管「草坪比小路走起來舒快」，尋找女人寫作的傳統猶如在沙漠中探求水源，其路坎坷難行，但到二十世紀女權初興，枷鎖在女性身上的腳鐐才剛卸下一半，所展現出來的精力反而強健。看吳爾芙才在劍橋吃了閉門羹，第二天又精神虎虎，直奔大英博物館去「追求真理」，追問的第一個問題竟是：為何「男子（學院晚餐）飲酒，女子（學院晚餐）飲水？」，就知道她舉重若輕、見微知著的功夫。女人一旦以「小心眼」去質疑男人的「大道理」，大而無當的盲點勢必一一曝光。

　　果然，知識最高殿堂裏面，男性大師論女人的著作汗牛充棟，卻無一能理性解答「婦女為何貧窮」的問題；某教授侃侃而談什麼「女性在智德體三方面的低劣」（The Mental, Moral, and Physical Inferi-ority of the Female Sex），反而暴露出男人貶低女性以張揚男性自我的騙術，以及父權社會必須視女人為第二性的心理機制，五百年來打壓女人的囂張跋扈男性形象就此原形畢露。吳爾芙在這裡談笑用兵，揶揄嘲諷無所不至，比西蒙‧波娃正面提出男人以女人為他者的觀念，整整早了二十年。

　　吳爾芙以十五世紀為起點，一路帶領讀者尋找歷史上的女作家。古早的歷史使女人空白，她便召來比歷史更真實的虛構人物──或是一個十六世紀的女巫被扔到波心，一個女子附了魔，一個聰明的女子兜售草藥，或者一個偉人有位賢母，她們共同的名字可以叫做莎士比亞的妹妹，那個未得機會發展的詩人──和哥哥一樣才華橫溢，但可能什麼都沒寫，就因為有志難伸而發瘋、自殺了。沒人知道她們，因為男人撰寫的歷史只會使女人健忘，而非使女人有記憶。

　　吳爾芙一方面提倡「雌雄同體」的寫作理想，再次強調寫作的物質基礎，一方面呼籲一個非虛構的、真實的「莎士比亞的妹妹」能在歷史中誕生。儘管吳爾芙的女性觀點被批評為「紳士派、唯美主義」（snobbery, aestheticism），認為吳爾芙關切的是「天才型女性」而不是一般普通的女性，所訴求的是「創造一個可以讓莎士比亞的妹妹發揮才華的世界，而不是一個平凡主婦可以合法擁有財產的世界」，但吳爾芙認為女性受制於異化勞動、受制家庭無償勞動，應是所有階級女性共同面臨的噩運。吳爾芙所謂「莎士比亞的妹妹若出生於勞動家庭就無法寫作」的說法，並不是對一般勞動婦女的歧視，而是對所有婦女受制於「服務男性」的勞動而無法展現自身才華的深刻同情。

　　對於女人的懷疑和思辯精神，吳爾芙提出的肯定，是一種相當大的鼓舞，過去婦女之所以「唯唯諾諾」，可能由於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但還有更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除了她們是否能夠自省、反思，誠實面對自己，不逃避女人所面臨到的各種難題、挫折、困境，如果男人都可以起而鼓吹女性主義，為何女人竟然如此不自覺？

　　回顧了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女性寫作」的歷史，審視這段漫長歷史中短暫的女性寫作歷程。歷來，女性作家若不是因為遭到譏諷而陷於憂鬱，就是逃離人群而自我封閉，直到十七世紀的碧恩女士（Mrs. Aphra Behn）開始進行「商業寫作」，也就是實際上是迫於生活而利用寫作獲取經濟收入之後，一場「比十字軍東征和薔薇戰爭還要重要的中產階級婦女寫作」歷程才算真正開始。

　　吳爾芙強調「經濟獨立」在女性自主上的重要性，而女性經濟自主的障礙主要來自婚姻、家務、生育「三大鎖鍊」。吳爾芙認為，只要女性被限制在「家庭」的牢籠中，缺乏賺錢和管理自己財產的機會，就會把經濟大權拱手讓給男性，沒有財產權，女性就只能永遠徘徊在知識和教育的門外。吳爾芙坦承，若不是她的姑媽墜馬早逝，留給她一年五百鎊的遺產，她很可能無法擺脫一般婦女的命運，在家操勞家務或外出賺錢以維持生活，而「想到（自己）那一點點天賦的才能，卻不能發展，無異於死」。在吳爾芙看來，「女性生育」和「女性寫作」是截然對立的，她指出歷史上傑出的女性作家，如珍‧奧斯汀（Jane Austen），喬治‧艾略特（George Elliot），勃朗特姐妹等，都是單身、不育的女性，因為沒有一個婦女在生育十三個小孩之後還能經營自己的經濟事業。

圖二：Jane Austen

圖三：George Elliot

　　若不是珍‧奧斯汀（Jane Austen）從小就受到其父喬治．奧斯汀（George Austen）牧師與其母卡珊卓拉．李（Cassandra Leigh）女士積極鼓勵文學閱讀、書寫創作，加上虔誠的奧斯汀在女方來自上流社會家族的協助和影響，在兄長亨利（Henry Thomas Austen）的資助下，也才能出版第一本小說《理智與情感》（又譯《理性與感性》，）。

　　然而從西元1920到1930年代，歐洲籠罩在兩次大戰之間的陰影下，女權運動處境尷尬，直到《自己的房間》書出之後四十年──在西元1960年代末期，世界第二波婦運風起雲湧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男性急欲從女子手中奪回戰時失落的工作機會，因此極力捧高女性地位、尊崇女性及婚姻的神聖，期望藉此將女性「送回廚房」而不要出來和他們爭奪賺錢的機會。許多女性就此被說服，乖乖回去做賢妻良母，重新回到只有柴米油鹽的日子。就這様，美國的婦女運動沉寂了好一段時間；一直到貝蒂‧佛利丹（Betty Friedan）所寫的《女性的奧祕》（又譯《女性秘方》，＜The Feminine Mystique＞）出版之後才又爆發了第二波婦女運動，喚醒了婦女追求解放和女性主義的意念──才真正發揮影響力，此書被列為必讀的女性主義經典，公認它為全世界女人打開了改寫歷史的空間，並激發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熱潮，至今方興未艾。

　　幸虧有如貝蒂‧佛利丹、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等人的奮力不懈，持續為女權運動喉舌，才能使得吳爾芙在《一個人的房間》中的經典名句："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going to write."（如果一個女人要寫小說或詩，每年就必須有五百英鎊的收入，和有一個有門鎖的房間。）不至於埋沒於歷史的洪流之中。

圖四：Simone de Beauvoir

參考文獻：

維金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一個人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張秀亞譯，天培出版社，1990年

宋國誠，＜形上的流亡：沒有答案的人生──維吉妮亞‧吳爾夫崩潰中的書寫＞

李碧鈴，＜女權運動與中國婦女地位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