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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5日 星期日

淺談一帶一路:佈局與困局

  這篇是受人所託的第二篇幅,簡單介紹關於中共對於一帶一路的佈局,和各區域國家的因應之道。由於一帶一路是當前國際關係的重要議題,在撰寫此文時我就不引用相關書籍,僅以多篇網路文章綜合整理。

  同樣地,在深入核心主題之前,還是得先粗略提及一帶一路的背景和概念。

  一、一帶一路的構思遠因:


  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利用「十三億人口的廣大內需市場」以及「充足又廉價的勞動力」當做吸引世界各地資金進入的誘因。直到2010年左右,上述兩點仍是世界各國對中國前景樂觀的預期心理,也因此進入中國的錢潮始終川流不息。

  然而展望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全球經濟局勢,中國即將面對嚴重外資投入力道衰減的問題。過去推動金流的力道減緩,2008年金融海嘯所揭露出,中國有可能是當今世界最依賴國際貿易的國家。中國經濟過分依賴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產業鏈,將使得中國一旦遭遇跨國市場波動,就會使中國經濟元氣大傷。而中國政府在發現這件事情後,開始逐步調整,希望振興內需市場,逐步取代對國際市場的依賴。

  但要完成對內需市場的振興,就必須要提高勞工福利,否則無法支撐中國所需的內部消費力。然而如此一來,「充足又廉價的勞動力」這項投資優勢即將不再。

  從2012年期間的經濟數字來看,中國開始轉向內需市場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的成長率反而創下新低。中國的資本幾乎都跑去大玩投機炒作,資金大舉入侵房市、股市和期貨市場,導致「消費者物價指數」大幅飆高,逼得中國人民銀行拼命升息藉以打擊投機份子。

  最後造成的結果是到了2014年,外資普遍看壞「十三億人口的廣大市場」,造成一波外資出走潮。中國雖然拼命讓人民幣貶值,希望藉由出口或是吸引國際熱錢逢低買進人民幣,來持續推動金流。但中共當局深知,此舉只是在飲鳩止渴,長期下來無疑是慢性自殺。

  早在2000年朱鎔基擔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期間,即已制定出「西部大開發」的政策,目的是用東部沿海省份的發展成果,提升西北地區的經濟與生活水平。

  綜合上述,中國有迫切建立起屬於自己的雙向市場圈的需求,並藉此鞏固在亞洲區的政治地位,遂有之後所謂「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B&R)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簡稱亞投行)的延續構思。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是同時於2013年習近平在訪問東南亞時所提出,這兩套戰略構思如孿生兄弟般密不可分,因此必須簡單介紹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內容。

  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投行,是一個向亞洲各國家和地區政府提供資金以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之區域多邊開發機構,成立宗旨在促進亞洲區域內的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並且加強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合作。總部設在中國北京,法定資本額為1000億美元。

  2013年10月2日,習近平在雅加達與印尼總統蘇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舉行會談,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促進亞洲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向包括東南亞國家協會在內的亞洲地區開發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

  2014年4月10日,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開幕式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指出中國正爭取早日成立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其後由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董事長金立群擔任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籌備組組長。10月24日,21國在北京正式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各國預計在2015年內完成章程談判和簽署工作,使亞投行在2015年底前投入運作。

2015年3月12日,英國率先報名加入亞投行的意向創始成員國,成為首個歐洲及西方國家。次日瑞士也提出申請意願,隨後法國、義大利、德國等已開發國家也表態跟進。韓國、俄羅斯等亞洲國家和巴西也在申請截止日期前相繼申請加入。至此,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確定為57個,其中亞洲國家37個、非亞洲國家20個。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10國全數加入,擁有28個成員國的歐盟有14國加入,二十國集團(Group of Twenty,G20)(註一)中也有14國加入,而金磚五國則全部加入。

  註一:G20是一個國際經濟合作論壇,於1999年12月16日在德國柏林成立,由七國集團(美、英、法、德、義大利、日本、加拿大),金磚五國(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七個重要經濟體(澳大利亞、墨西哥、韓國、土耳其、印尼、沙烏地阿拉伯、阿根廷)。二十國集團的GDP總量約佔全球GDP的85%,貿易佔全球貿易總額的80%以上,人口約佔全球人口的2/3。

  在亞洲基礎設施融資需求巨大的情況下,由於定位和業務重點不同,亞投行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是互補而非競爭關係。亞投行側重於基礎設施建設,而現有的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則強調以減貧為主要宗旨。

  亞投行的構想,就是以中國為首,集合世界已開發國家的資金,投入對基礎建設有需求的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對前者而言,過剩的資金找到宣洩出口;對後者來說又能在短時間內帶動內需市場,以全球範圍來說,則是要維持經濟成長的必要方式。

  至於中國,透過主導亞投行,得以增強自己在整個亞洲地區的影響力,形成區域霸權。與非洲的模式相同,中國不只是單純的放款,也負責建設,並且在建設的過程中,引入中國的技術、人員,甚至是民間投資;此外亦收集當地的相關資料,作為中國外交決策的參考。

  主導成立亞投行的中國,儼然像是出資協助其他新興亞洲國家進行基礎建設的經濟大國。但其實中國才是最缺錢興建基礎建設的國家。亞洲開發銀行研究發現,新興亞洲國家在2010到2020年間,有將近8兆美元的基礎建設資金需求,亞投行法定資本額1000億美元將幫助彌補這個缺口。但其實這8兆美元需求中,有4.3兆美元來自中國,佔整體資金需求超過一半。此外,中國同時也是向亞洲開發銀行借款最多的國家。


 

  三、一帶一路:


  2013年9月到10月,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提議。

  「絲綢之路經濟帶」簡稱「一帶」,為一條沿著古陸絲綢之路,發展中國和週邊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計劃加強沿路的基礎建設,如建設公路、港口、石油與天然氣管道等,促使周邊國家與中國貿易往來更加便利;也計劃消化中國過剩的產能與勞動力、保障中國的能源與糧食供給,並帶動西部地區的開發。

  「一帶」連接亞太地區與歐洲,中間經過的中亞地區,像上海合作組織中的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都在絲綢之路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域包括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肅、陝西、寧夏,西南的重慶、四川、廣西、雲南。「一帶」主要有兩個走向,從中國出發,以歐洲為終點:一是經中亞、俄羅斯到達歐洲;二是經中亞、西亞到達波斯灣和地中海沿岸各國。

  「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路」,則是沿著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中國和東南亞、南亞、中東、北非及歐洲各國的經濟合作。海上絲綢之路主要包括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及山東六個沿海省份。「一路」主要有兩個走向:一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二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帶一路」由六大經濟走廊作為平衡區域發展的框架,分別是涵蓋歐洲的「新歐亞大陸橋經濟走廊」、阿拉伯世界的「中伊土經濟走廊」、直指東南亞國協的「中新經濟走廊」、印度洋沿岸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巴基斯坦的「中巴經濟走廊」,以及連通西伯利亞的「中蒙俄經濟走廊」,總計涵蓋65國、區域內人口逼近50億。


  四、推動一帶一路的國內背景:


  • 過剩產能的市場:

  中國傳統的出口國較為單一,美國、歐盟、日本占據出口大宗,但這些傳統出口市場成長空間已經不大,國內的過剩產能很難透過這三個地區進行消化,在國內消費加速難以推動的情況下,透過一帶一路來開闢新的出口市場是一條新道路。中國不僅有過剩產能,亦有過剩外匯資產;而新興市場國家和諸開發中、未開發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仍然欠缺,中國利用積累的外匯儲備作為拉動區域經濟增長的資本,同時通過資本輸出帶動消化過剩產能。

  • 資源獲取問題:

  中國的石化能源、礦產資源對國外的依存度較高,這些資源主要通過沿海海路進入中國,渠道較為單一。中國與其他重要資源國的合作尚不深入,經貿合作也未廣泛有效的展開,使得資源方面的合作不穩定和牢固。一帶一路新增了大量的陸路資源進入通道,對於資源獲取的多樣化十分重要。

  • 中國的戰略和國家安全:

  中國的資源進口以海路為主,而沿海直接暴露於外部威脅,在戰時極為脆弱,工業和基礎設施也集中於沿海。在中西部地區,地廣人稀工業少,有極大的工業和基礎設施發展潛力,在戰時受到的威脅也較少,以一帶一路擴大西部的開發,有利於戰略考量。

  • 區域經濟的貿易主導權:

  一帶一路戰略對中國而言,不僅能擺脫掉美國主導,推動TPP(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還能有機會在一帶一路的體系中,搶奪全球貿易新規則的領導權。如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以中國和各國港口為節點,推動各種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掌控國際貿易主導權、定價權和資源配置權。中國主動加速主導區域經濟整合,提升自己的區域經濟影響能力。

  五、一帶一路範圍下,既有的國際組織:


  一帶一路範圍領域下主要的國際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東南亞國家協會,以及南亞區域合作聯盟。

  • 上海合作組織(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會員國有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八個國家。目的在於針對抑制恐怖主義者做情報交換、達到彼此互利互信原則,當然也有說法,此舉順道圍堵疆獨、藏獨等國內反動勢力。

  •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成員國為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汶萊、越南、寮國、緬甸和柬埔寨等十個東南亞國家,通稱為「東協十國」。一帶一路對東協十國可說是如魚得水,東協十國商務往返加上以麻六甲海峽為轉運中心的海上絲綢之路、連接南亞和印度洋的巴基斯坦鐵路、東南亞鐵路建設將是彼此相得益彰的型態。

  • 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由孟加拉、不丹、印度、馬爾地夫、尼泊爾、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阿富汗八國組成,最具影響力當屬印度與巴基斯坦。印度反對一帶一路,巴基斯坦則持開放態度。海上絲綢之路在東南亞因東協十國相對穩定;面對掌控印度洋的印度而言,「一路」是否許可仍是未知數。

  六、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下,各國的反應:


  • 拉丁美洲、俄羅斯、土耳其:這次會議連不在一帶一路沿線的智利、阿根廷總統也與會,並廣獲拉丁美洲國家響應。而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土耳其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也先後在論壇開幕式致詞,大合照站在習近平身邊,顯示橫跨歐亞的俄、土在「一帶一路」中的樞紐地位。然而,俄羅斯不希望中國一帶一路計畫佔據中亞地區的主導地位,因此普丁積極利用北京講台,大力推銷他曾一手打造的歐亞經濟共同體(註二)方案。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俄羅斯難以招架感到力不從心。中國過去還比較小心在意,避免在中亞的活動刺激俄羅斯;但中國現在已經越來越不在乎俄羅斯的反應,一帶一路計畫正好說明中國已經不再忌諱在中亞和其他前蘇聯國家增加影響力,進而公開挑戰俄羅斯地位。

  註二:歐亞經濟共同體(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EAEC),原為獨立國家國協的成員國白俄羅斯、俄羅斯與哈薩克所簽訂的關稅同盟。簽約國為白俄羅斯、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其成員國公民可無需簽證進出其他成員國。歐亞經濟共同體已於2015年1月1日正式停止運作。

  • 歐洲多國:歐洲多個國家對於實際貿易聲明持保留態度。法國、德國、愛沙尼亞、希臘、葡萄牙和英國等歐洲聯盟(EU)國家拒絕簽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貿易聲明。他們對於中國在一帶一路龐大經費預算的不公開表達擔憂。

  • 歐債三國:西班牙、義大利、希臘都是由總理層級的人士出席,顯見這三個曾因債務危機被市場戲稱為「歐豬」的國家,可能正打著與一帶一路戰略接軌、刺激本國經濟的盤算。

  • 美國和日本、澳洲、加拿大等美系盟友:不是與會代表層級較低,就是態度低調,在論壇中主動或被動地缺乏存在感。在一帶一路始終難以淡化地緣政治色彩的情況下,華府僅樂見北京當局透過一帶一路促進沿線國家開展基礎建設,但美國政府暫時不願意參與這項倡議。有可能是美國川普政府為爭取經貿利益,讓旨在縮小美中貿易逆差的「百日計畫」談判進展更順利,在2017年4月「川習會」中,習近平邀請美國參與一帶一路後,指派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出席,賣個面子給中國。實際上,川普政府對這項挑戰美國國際影響力的倡議,可是懷抱警惕之心。加上中國讓前幾天才剛試射完飛彈的北韓代表出席,引起美國在內的各國一片譁然。

  • 印度:選擇缺席,藉此抗議<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計畫。2017年6月中旬,中國、印度隨即在與不丹接壤的洞朗地區展開軍事對峙。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在印度國安界人士眼中對印度形成了夾擊。南邊的海上絲路繞經緬甸、孟加拉、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北京大肆投資建設具有軍事基地潛能的港口,如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Magampura)、緬甸的皎漂(Kyaukpyu),以及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Gwadar Port),讓向來把印度洋視為後院的印度海軍感到芒刺在背(註三)。而北端「一路」之中的兩個計畫「中巴經濟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CPEC)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Bangladesh-China-Indi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BCIM),前者途徑印度、巴基斯坦兩國有多年爭議的喀什米爾領土段,後者則鄰近印度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東北七省,對印度的地緣政治布局產生壓力。

  註三:這些一帶一路計畫中的重要港口,實質上是為了鞏固中國運送戰略性及其他重要物資,作為轉運及補給的角色存在。據中國招商局的資料,這類港口目前一共有49個,總投資額超過20億美金。

  這些港口如果連成一條線,最重要的終點站,莫過於東非小國吉布地的同名港口。由於該港是從阿拉伯半島進入蘇伊士運河的要衝之地、與東非最大經濟體衣索比亞及海盜盛行的索馬利亞相鄰,美軍與法軍都在此處設有海軍基地。而中國,雖然一再強調僅是後勤用途,但也於2016年在此處設立史上第一座海外軍事基地。

  一旦此座基地完成,中國將大幅提升以東非為據點,在非洲與阿拉伯半島的地緣優勢,並且以衣索比亞為起點,經由阿吉鐵路(阿迪斯阿貝巴-吉布地)、坦尚鐵路(坦尚尼亞-尚比亞)、蒙奈鐵路(肯亞境內)、本格拉鐵路(安哥拉境內)、阿卡鐵路(奈及利亞境內),串連起中非、西非與南非重要國家的首都及港口,將海上絲綢之路延伸到非洲西岸及南岸。
  
  這些國家所蘊藏的天然資源,將更容易提取及出口,目的地則是中國;反之,中國則可以透過國內的產品,一一投放到海上絲綢之路的沿線國家,將中國市場擴展到南海、印度洋、直至非洲。

  • 東南亞國協:在一帶一路計劃當中,東南亞各國是中國急欲拉攏的對象,這些國家大多由國家元首帶領團隊出席,如越南國家主席陳大光、寮國國家主席本揚‧沃拉吉(Bounnhang Vorachith)、柬埔寨首相洪森(Samdech Hun Sen)、馬來西亞總統納吉(Najib bin Abdul Razak)、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等,緬甸則是由國務資政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出席。

  會議閉幕後,130多個與會國,只有30國簽署公報,財務、主權,以及更細節的公共採購是否透明等,都引起了與會諸國的疑慮,擔心這些商機將會被中國企業佔據大半。

  七、針對一帶一路的各國反制:以美國為首,日本、印度、澳洲的「印度──太平洋戰略」:



  2017年11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和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首腦會談中,提出以美日同盟為主軸,聯合印度和澳洲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和川普進行協商,以牽制大陸在南海與東海的行動,抗衡北京的「一帶一路」政策。美日兩國政府決定在11月6日首腦會談中,針對安倍政府規畫已久「亞洲自由與繁榮之弧」進行磋商,力爭成為兩國共同外交戰略。「川安會」將宣示兩國領導亞太地區的秩序建設,並討論「美日印澳四方首腦論壇」等具體合作問題。

  「亞洲自由與繁榮之弧」是2016年8月安倍晉三在肯亞首都奈洛比參加「非洲開發會議」(TICAD)時所提出。該戰略將從太平洋到波斯灣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界定為「重視自由、法律支配和市場經濟的場所,並推進基於國際法規的基礎設施建設、貿易投資和海洋安全方面相關合作」。

  在2017年9月安倍晉三和印度總理莫迪會晤時,雙方便已公開承諾透過自由與開放印度與太平洋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確保印度洋與太平洋貿易毫無滯礙,並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對抗。印度與日本將透過海上安全合作、更多國防交流及改善區域連通性,維護印度洋與太平洋的秩序核心角色。

  至於澳洲,早在2013年5月發佈的《國防白皮書》中,就已將過去國策以亞太地區為主的概念,擴及印度洋地區,並已提出「印度──太平洋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澳洲認知到美中關係將會是未來幾十年內影響澳洲對外戰略的最主要因素,美中關係過於緊張將會不利於澳洲的國家利益,因此認為「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持續安定與繁榮」才是澳洲最重要的課題。因此澳洲一方面將堅持強化澳美同盟關係,另一方面則尋找和東南亞國協(尤其是鄰近的印尼)進一步軍事合作與區域交流的可能性(註四)

  註四:關於澳洲和印尼這幾年來的關係發展,有興趣的話可以參閱這篇<遲來的盟友?轉型中的澳洲-印尼關係>,鉅細靡遺相當值得一閱。

  美日會談前夕,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與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相繼出訪菲律賓和印度,也顯示川普政府應對中共十九大後的新亞洲戰略主軸,將積極整合美國在東北亞、東南亞、南亞盟國,共同遏制北京勢力擴張,以利維持美國優勢地位。

  八、針對一帶一路的各國反制:俄羅斯


  時間快轉回到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之時,俄羅斯遭受聯合國經濟制裁,為求脫困開始尋求與中國合作,普丁甚至在2015年的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活動中,宣布「歐亞經濟聯盟」將與「一帶一路」相互銜接。

  在中國崛起下,俄國雖然清楚自己難以維持中亞經濟主導權,但為了力挽狂瀾,並增加自身與中國在各方面的談判籌碼,因此在中亞國家的政策上,採取與中共既抗衡且合作的態度。除了在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會前,拉攏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之外,並積極聯合印度在中亞推動合作計畫抗衡中國。

  中國雖然可以給予中亞諸國經濟利益,但中亞國家仍認為蘇聯能提供軍事力量,例如哈薩克近年與中國能源合作關係密切,但因為北邊無險可守,所以哈薩克在外交政策上,必須與俄羅斯維持良好關係,甚至還得引入第三方力量,避免陷入中俄壟斷的局面。

  俄國在與中國保持合作同時,也積極與印度發展關係,雙方更宣布2017年10月到11月間,將舉行聯合軍演,屆時俄國將藉由軍演機會展示武器性能,銷售軍武給經濟實力逐漸強大的印度,並藉由俄印關係的發展,來平衡俄中關係。

  九、一帶一路宏圖下的美、中、臺、朝新動向:


  北朝鮮和中國:相較於金日成、金正日兩朝統治時期,金正恩和中國的互動關係,隨著北朝鮮近年來接連不斷的導彈試射,中國在亞太地區強調「互利共榮、經濟發展」的戰略佈局被打斷或影響,使得中共當局對於北朝鮮各項展現國力的侵略性活動的容忍度變得越來越低。

  近年來,中國開始對北朝鮮在境內的特務活動、人口和毒品走私展開更加嚴厲的搜捕,中國官方媒體報導北朝鮮的負面新聞亦不遺餘力。中國遼寧和北朝鮮新義州連接的主要陸路口岸丹東市,海關安檢部門在出入境管制──尤其是毒品查緝的強度提高。

  2017年6月底有一則新聞恰好映入了我的眼簾:

  「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29日在白宮宣布,中國大陸的丹東銀行(Bank of Dandong)涉嫌作為北韓進行非法金融活動的管道,財政部金融犯罪執行部門(FinCEN)建議讓丹東銀行脫離美國金融體系。

  FinCEN發現,丹東銀行涉嫌作為北韓非法金融活動的管道,是一家有洗錢疑慮的外國銀行;FinCEN提出讓丹東銀行脫離美國金融體系,禁止境內金融機構與丹東銀行有業務往來,也要確保丹東銀行無法再透過非美國銀行間接進入美國金融體系。」

  丹東口岸作為中國和北朝鮮的主要陸路管道,走私和非法交易一直都是當地心照不宣的秘密。11月初美國正式切斷與丹東銀行的業務往來,美國財政部下屬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並將六家中國企業和一名中國公民列入制裁名單,因為這些中國企業和個人涉嫌支持朝鮮的核武器開發。

  美國對北朝鮮相關的制裁範圍越廣,想要積極主導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相關計劃的中國壓力就越大,對北朝鮮的態度也就愈加不友善。2015年亞投行在創始階段時,北朝鮮即向中國申請想要加入亞投行的行列,但卻被中國斷然拒絕,原因是北朝鮮的「金融水準不足」。主要是北朝鮮無法提供自己國內的經濟和金融市場狀況的詳細資料,並且中國也研判北朝鮮的金融與經濟體制尚未達到可以參與國際組織的階段,因此拒絕了北朝鮮加入亞投行的申請。

  在中國國內有一派聲音逐漸成為了中國對北朝鮮國策的主流:中國應該持續對北朝鮮施壓,說服北朝鮮暫停核武試射,並恢復六方會談(註五)。

  註五:2002年,由於《美朝框架協議》未能得到執行,導致美國和北韓雙方關係破裂。2002年12月12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將重啟根據《美朝框架協議》凍結的核計劃。2003年,波斯灣地區局勢緊張,美國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即將開始,小布希為避免美國同時陷入中東和東亞兩個方向的困境,於2003年2月派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到中國訪問遊說。2003年4月至2007年10月,先後舉行了一輪中、美、朝三方會談以及六輪有南韓、日本、俄羅斯參加的六方會談。2009年北韓宣布退出六方會談之後,六方會談至今一直沒有復會。

  而至於北朝鮮方面,2017年5月14日北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前,北韓也在當天清晨宣布成功試射彈道飛彈,加上北韓在金磚國家峰會期間試爆氫彈,持續發展核武並針對性的挑選日期試射,是北朝鮮不放棄增加在國際間曝光度和對美國談判籌碼的老方法。

  美國:在2017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前夕,挪威奧斯陸的一間酒店裡,「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 資深成員迪馬喬 (Suzanne DiMaggio)的團隊,包括一名前民主黨籍官員,和北朝鮮的外務省北美局長崔善熙進行「1.5軌」的非正式會談。內容包括北朝鮮導彈及核計劃,以及兩國關係走向。

  美國川普政府透過中國向北韓提出,如果北朝鮮放棄核子和開發導彈計畫,美方願意邀請金正恩訪美,與川普舉行首腦會談。這是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北朝鮮和美國首次進行類似對話,分析形容為試探性質,美國和北朝鮮都意在向對方探底,不排除為正式會談鋪路。

  美國華府並向中國方面表示,如果北朝鮮放棄導彈和核計劃,願意邀請金正恩訪美進行首腦會談,華府保證履行「四不」原則,即不尋求改變北朝鮮政制、不取締金正恩政權、不急於促成朝鮮半島統一,以及不越過「三十八度線」攻擊北朝鮮。

  接著,中國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對北朝鮮釋出善意,邀請北朝鮮官方代表團出席,此舉引來了美方的抗議,美國不認為北朝鮮在一帶一路論壇上扮演重要角色是恰當的做法,並指稱北朝鮮一再試射導彈和進行核試,同時全球各國正嘗試向北朝鮮施壓,若中國邀請北朝鮮出席論壇,將會為國際傳遞錯誤訊息。
  
  北朝鮮在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時試射導彈的舉動顯然激怒了美國,2017年8月美國和南韓的聯合軍演,美軍首度同時出動兩架可攜帶核彈頭的B-1B轟炸機和四架F-35B匿蹤戰鬥機,在江原道進行空地實彈射擊演習,並空投炸彈提升精確打擊能力,向北朝鮮示威。

  美國還將陸續出動核動力航母、核潛艇等多種戰略武器到朝鮮半島附近威懾北朝鮮。南韓對美軍「薩德」(THAAD,終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的環境影響評估也已接近尾聲,剩餘四輛發射車最快在2017年9月初運入星州郡的美軍基地。

  美國不斷要求中國制裁北朝鮮,但中國擔心北朝鮮政府垮台後,難民將會大量湧入中國經濟發展最差的省分之一遼寧省(註六),而不敢輕舉妄動。中、俄不斷呼籲雙方讓步,北朝鮮停止射彈,南韓停止與美聯合軍演,但不被美國接受。短期之內,北朝鮮在研發出射程可達美國的核彈前不可能談判,因北朝鮮認為核彈將是談判王牌。而美國也將持續因應北朝鮮的挑釁,加強對北朝鮮的經濟制裁(任何與北朝鮮往來的企業皆禁止在美國營運,與北朝鮮合作的外國銀行在美國資產將遭凍結。),並聯合上述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加強與南韓、日本和澳洲的軍事合作(註七)

  註六:關於遼寧省經濟發展的造假情形,可參閱<遼寧GDP暴跌23% 凸顯中國數據嚴重造假>該則新聞。

  註七:日本防衛省在北朝鮮試射火星-12型中程飛彈成功後,編列史上最多的約1.4兆台幣預算準備向美國添購「陸基神盾系統」、可在海上攔截飛彈的標準-3型Block IIA飛彈、增強型愛國者3飛彈等防衛系統。澳洲則一直是美國在南太平洋的堅定同盟,2013年雙方簽訂的《國防貿易合作條約》(Defense Trade Cooperation Treaty)成為澳洲添購美軍裝備的利多條約,歐巴馬時期,美軍也增加駐軍於澳洲的達爾文(Darwin),為後續的亞太區戰略進行佈署。

  臺灣:2015年11月的馬習會,習近平公開表示,歡迎臺灣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但時任亞投行行長金立群指出,「臺灣若要加入亞投行,必須透過陸方的財政部申請。」中國定調臺灣加入亞投行方式,必須符合亞投行章程第3條第3款「不享有主權或無法對自身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申請方,應由對其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銀行成員同意或代其向銀行提出加入申請」條文。也就是說,臺灣必須依循香港模式申請進入亞投行。最後臺灣避免外交紛擾,決定不加入亞投行的行列。

  加上在2016年由澳洲、汶萊、智利、加拿大、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祕魯、紐西蘭、新加坡、美國、越南12國為主簽署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夥伴協定),這個亞太地區最大的區域整合經濟體,臺灣之名並未列入其中。臺灣在中國「一帶一路」和日美同盟「印度──太平洋戰略」雙面夾擊下,在亞太區域的戰略空間面臨急迫的威脅性。

  為此,在蔡英文政府拍板決議下,2016年9月「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正式啟動,將由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負責政策協調及推動執行,目標市場為東協十國、南亞六國及澳洲、紐西蘭等18國。藉由資源、人才、市場和技術面的共享跟鏈結,建立起緊密經濟共同體的意識。

  工作內容,包括輸出ETC、智慧醫療等物聯網輸出,從五大創新產業(註八)切入,與國家供應鏈結合,做為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人才交流方面,除了擴大臺灣獎學金,設立至一億元規模,也鼓勵各大專院校到東南亞地區設立分校。

  註八:五大創新產業包含物聯網(也稱為亞洲‧矽谷計畫)、生物醫學、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國防產業,後來加上新農業與循環經濟,也就是「五加二」計劃。

  經濟部將在印尼、印度、緬甸和泰國設立「臺灣窗口」,協助臺商整合資源,提供綜合性服務,國內也會設立新南向經貿服務窗口,「新南向產經諮詢中心」,提供廠商新南向商情;經濟部也會定期公布新南向國家投資安全報告,提供投資風險預警。

  臺灣的新南向政策企圖強化與東南亞的全面關係,但從南海仲裁案可以看出,東協與歐盟的決策制度有所不同,也不如歐盟緊密,除了東協成員國的互不干涉傳統,中國在東南亞各國程度不同的影響力,更影響東南亞走向。

  東協十國之中,臺灣目前尚未設立官方代表處的柬埔寨與寮國,與中國大陸關係十分密切,除了中國在寮國大量投資貿易額,寮共和中共更頻繁地進行政黨外交;柬埔寨則是中國在東南亞的堅定友邦,1990年代臺灣駐金邊辦事處曾在柬埔寨壓力之下被迫關閉撤館。

  臺商赴東南亞投資主要源於1980年代,在當時新臺幣匯率走高的情況下,國內出口產業受到重大打擊,促使許多傳統產業轉赴中國或東南亞投資設廠。在這段期間,臺灣曾長期穩居東協部分國家的最大外資國,而在1994、1997年及2002年李登輝與陳水扁政府大力推動臺商進入東南亞投資的三波「南向政策」下,打下現今臺灣在東南亞經貿影響力的基礎。

  然而自1990年代起,臺商受中國經濟快速崛起產生磁吸效應,臺灣對中國投資逐漸超越對東協投資;這是和日、韓等國對中國與對東協投資同步成長的趨勢相異,而臺灣在東南亞的能見度與影響力也逐漸下降。

  陳水扁執政末期,南向政策已名存實亡,2008年後在馬英九執政「活路外交」、「外交休兵」的外交策略修正下,臺灣在東南亞進行地緣戰略競爭的可能性也大幅降低,而東協諸國顯然也越來越不願意為了「台灣問題」破壞和現今東協最大貿易夥伴──中國的關係。

  身為擁有六億消費者、直接與世界最大經濟體競爭的生產基地,東協國際貿易在過去十年中增長了近兩倍。在緬甸逐步改革開放後,東協各國的投資環境也漸趨成熟,成為市場中炙手可熱的新寵兒,也被期待成為中國之後的全球成長新動能。

  東協在未來基礎建設需求極大,日本、韓國、歐盟和中國都在加碼投資,而以臺灣地理位置和經濟條件,東協與南亞將是繼中國之後另一個重要的海外市場,在臺灣面臨重大經濟挑戰,及全世界都積極於東協與印度布局時,臺灣更不能落於人後。

  十、後記:


  今年10月30日出現一則新聞,連接亞塞拜然、喬治亞與土耳其的「巴庫(Baku)──第比利斯(T'bilisi)──卡爾斯(Kars)鐵路」:BTK鐵路正式開通。為什麼想特別提及這條鐵路?這條鐵路途經中亞,中東與歐洲要衝,開通後將取代經由需進入俄羅斯的現有路線(西伯利亞鐵路),BTK鐵路將歐亞兩大洲之間的運輸距離縮短達600公里,是歐亞大陸之間最短的一條運輸路線,大大提高了貨物運輸的效率,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2016年10月,亞塞拜然、喬治亞、哈薩克成立了「跨裏海國際運輸通道協會」。2017年4月,上述三國又簽署了「跨裏海國際運輸通道協議」。為使這條線路從商業角度更有吸引力,三國將簡化入境手續,降低運價,提高通關效率和貨物運輸能力。

  BTK鐵路已經成為亞塞拜然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目前亞塞拜然正在首都巴庫(Baku)建設阿拉特國際新港,並將於2018年推出阿拉特自由貿易區,亞塞拜然有可能發展成為南高加索地區歐亞大陸物流和貿易樞紐。

  儘管俄羅斯處處提防BTK鐵路計畫,並一直妨礙計畫實施。不過隨著鐵路開通,來自中國的貨物量將增加,對因併吞克里米亞而受經濟制裁的俄羅斯而言,也將從中受益,因此表面上不動聲色。該計劃是中國主導「一帶一路」廣域經濟圈構想的一部分,中國在中亞區域的存在感將進一步升高,而俄羅斯對中國提高中亞影響力的戒心也進一步增強。

  從中國國務院所公布的一帶一路計畫方向中可得知,基礎交通建設是中國的主要目標,「一路」是以海上貿易的形式進行,相對需要新增的建設規模較小,這就讓「一帶」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中國有機會利用這個橫跨歐亞大陸的「一帶一路」,改寫長年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規則。但目前各國對中國不夠透明、公正的指控和擔憂,已讓這個看似前途一片光明的「一帶一路」,出現一道難以弭平的鴻溝。

2017年11月2日 星期四

滬港通與深港通

  這次受人之託,幫人整理兩篇國際關係課程的筆試論述題。由於股票類非我所長,平生也未曾接觸過相關知識,這篇文章梳理起來格外辛苦。不過拜此因緣所賜,讓我自己對於目前中共在對香港打著「通盤貿易自由化」的盤算背後,更能完整理解背後的政治含意。不過限於標題,我不打算把腦內的政治看法寫出來,這裡只是大略的介紹一下滬港通與深港通的背景與內容,其它並不打算著墨過多。

  不需多言,這就開始吧。要談到滬港通和深港通之前,有些歷史背景和推動中共加速建立管道的前導突發事件必須先簡略交代一下,才能正式提及。

  一、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2017年六月底有一則不起眼的小新聞,因為和臺灣並無直接瓜葛,可能臺灣不怎麼專業的各家新聞台大多只是簡略帶過。6月29日是中共和香港簽署CEPA的十四週年,雙方挑在前一天簽署了CEPA架構下的兩份新協議:《投資協議》和《經濟技術合作協議》。

  《投資協議》是中共承諾給予香港投資者在非服務業範疇享有中國國民待遇,並增設「最惠待遇」條款,如果中國對其他國家或地區投資者提供優惠待遇,香港投資者將自動比照給予。《經濟技術合作協議》則加強中港兩地多個行業的合作,並深化「一帶一路」上的合作。


  CEPA是中共在2003年先後對香港與澳門這兩個「一國兩制」特別行政區簽訂的特別政策,政策實施的主要方向有三點:

  • 逐步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
  • 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歧視性措施。
  • 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

  CEPA在歷史上曾經簽署過四次的補充協議,中共在CEPA裡釋出許多利多,進入中國市場的零關稅商品清單種類眾多,為香港和澳門的政策區位增添不少設廠誘因,許多外資利用CEPA寬鬆的認定條件藉此打入中國市場,並將勞力密集或低技術產業轉移到珠江三角洲,高技術、設計部門或受智慧財產權嚴密保護的產業則移入香港,透過雙向生產銷售來享受零關稅的優惠。

  CEPA順利的將香港和澳門納入長江和珠江三角洲的區域經濟體系,中國本土吸引外資同時,中資也逐步大張旗鼓的進入兩個特別行政區佈局。

    二、滬港通成立的背景:


  在2007年6月分別和香港、澳門簽署第四份CEPA補充協議後,8月中國政府開始規劃「境內個人直接投資境外市場試點方案」,原本擬定在天津市推出個人投資者直接投資港股的措施,即「港股直通車」,但由於客觀條件尚不成熟而中止。2011年後,多次傳出中國可能推出QDII2(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試點,准許境內個人投資者直接購買境外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但仍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影蹤的階段。

  2014年4月10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博鰲論壇上發表演講,指出將著重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並稱此後將積極創造條件,建立上海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進一步促進中國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和健康發展。同日中午,中國證監會正式批覆滬港開展股票市場互聯互通機制試點,簡稱「滬港通」。當時港股通正式啟動需6個月準備時間,故市場普遍預計滬港通將於2014年10月開通。然而該年9月26日,卻發生了讓中共和香港當局始料未及的大規模街頭起事:雨傘革命。

  雨傘革命掀起了香港人民爭取普選的一漣秋水,卻也打亂了原先中共開通滬港通的計劃,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在雨傘革命期間,啟動多間銀行和營業據點暫停服務的應變方案。原先於10月25日舉行的滬港通開通彩排儀式被取消,正式開通時間亦遭延遲。直至11月17日,滬港通才終於正式開通。同一時間,香港人民每日兩萬元人民幣兌換上限也同步取消,人民幣投資正式打入香港經濟市場。穩定營運兩年後,第二條「深港通」也粉墨登場。

  三、滬港通和深港通:


  滬港通、深港通為滬港股票、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通機制的簡稱,由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深圳證券交易所「深交所」、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中國結算」在中國與香港證券市場建立的交易及結算互聯互通機制,目的在實現各地投資者能直接進入對方市場購買標的。

  香港及外資均可透過滬港通及深港通,買賣於上交所及深交所上市的股票(滬股通、深股通,北向交易),而中國投資者可透過滬港通及深港通買賣於聯交所上市的股票(港股通,南向交易)。

  為了實施香港與外資透過滬港通和深港通雙向交易,港交所旗下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於上海和深圳分別成立獨資公司,負責接收來自交易所內買賣滬、深股通股票的訂單,並將該等訂單傳遞到上交所、深交所的交易平台上對盤及執行交易。交易執行後,交易確認將被轉發給交易所的投資人。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證監會)與香港證監會在2016年8月共同簽署了《聯合公告》,明確規定滬港通中的「港股通」與深港通中的「港股通」是兩條相對獨立的管道,投資者買入和賣出港股只能通過同一條通道完成,無法互通買賣。

  滬、深港通中的互聯互通機制只有在兩地(上海、香港或深圳、香港)股市均有開市,而兩地銀行於相應款項交收日都有開放服務的日子,才可以進行交易。在互聯互通機制暫停期間,即使上海和深圳A股市場因任何重要消息而出現波動,也無法買賣A股。


  在各類滬股和深股中,僅有A股(人民幣普通股,中國境內發行只許本國投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普通股)和H股(國企股,註冊地在中國、上市地在香港的外資股)獲得納入滬股通及深股通的資格。其他產品類別如B股(人民幣特種股,以人民幣標明面值,以外幣認購和買賣的限定投資股)、交易所買賣基金、債券以及其他證券不包括在內。

  滬港通初期規定跨市交易總額度限制:港股通為2500億元人民幣,滬股通3000億元人民幣。2016年8月16日,中國證監會及香港證監會聯合公布,深港通的主要制度參照滬港通,至於深港通不再設立總額度限制,滬港通總額度限制也隨之取消。不過為了防範資金每日進出的跨境流動風險,故滬港通及深港通仍保留每日額度限制。每日額度用完時,即每日額度餘額在連續競價時段跌至零或交易已超過餘額,當天剩下時間就不會再接受買盤訂單,但賣盤訂單則可以繼續。


  海外機構投資者過去一直需要用RQFII(RMB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人民幣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才能投資內地股市,滬港通和深港通的總額度限制取消,意味中國的股票市場實際上已經對所有國際投資者開放,這是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重要一步。

  滬股通及深股通的股票均以無紙化電子記帳發行,中央結算系統證券存管處不設實物股票記存及提取服務。散戶只可通過經紀行或託管人持有滬、深股通股票,投資者的擁有權只顯示在經紀行或託管人的客戶帳單紀錄中。

  香港結算會為經紀行(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提供代理人服務,收取並派發滬、深股通股票的股息,並通知經紀行有關A股股東大會的詳情,以及代為投票。不過,香港和海外投資者不能委任代表出席股東大會。

  為了避免一個市場的風險傳到另一個市場,香港結算和中國結算都不會向對方的違約基金供款,香港結算參與者的保證基金供款,亦不會用於抵銷中國結算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假如中國結算違約,香港結算將循法律途徑,向中國結算追討所欠的滬股通股票和款項。

  四、滬港通和深港通的同異處──以開通首年觀察:


  滬港通和深港通上路後皆有兩個相同特點:

  • 總體交易平穩,從額度使用來看,深港通北上與南下投資首日較高(使用餘額占比分別為79.15%和92.07%),隨後逐漸下滑(兩地使用餘額占比均曾觸及95%)。

  • 南冷北熱明顯,除去南下投資餘額占比持續高於北上的因素,兩地成交量差距十分明顯。深港通開通後前十一個交易日,市場預期南下投資會高於北上──港股PE值(註一)相對較低;但實際情況卻是北上日均成交19.3億人民幣,南下僅成交5.44億港元。滬港通開通初期也存在相同現象,中國對港股投資遠少於最多可使用額度,與對滬股的不同,顯示因中國對港股投資興趣不大,間接鼓勵資金北移。

  註一:本益比(PE值)公式是股價除以每股稅後純益。「本」是指股票的每股市價,是投資人購進股票的成本,「益」是指公司一年的每股稅後純益(EPS)。本益比就是每股市價相對EPS的倍數。 本益比高意謂著投資人得用較多支出才能賺到相同收入。不過,享有高本益比的公司通常代表示投資人認同該公司未來成長潛力大。

  南冷北熱背後原因主要有四點:

  • 市場週期的情況:滬港通和深港通開通時港股反復下探,中國股市則正值慢熱升溫。

  • 投資者門檻限制:北上無限制,南下有50萬元人民幣最低門檻。數據顯示,2016年10月中國股市投資者持有值50萬元以下的帳戶占總體的93.55%。

  • 人民幣匯兌風險:北上可直接使用人民幣,南下則必須先換匯(人民幣換港元)。換匯過程中要承受人民幣匯價變動的風險,而匯兌過程亦會有成本。人民幣匯價變動會對中國上市公司的盈利和債務造成影響,尤其是對出口業和以外幣作為債務計價的公司會更明顯。 

  • 兩地資訊不對稱:香港市場對中國情況瞭解較全面,另外中國有港股投資需求的人,大多早已透過其他管道,如上述的RQFII或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進入港股市場(註二)

  註二:RQFII 與QFII的主要差別在於使用的貨幣。RQFII使用的是人民幣,而QFII則用美元兌匯至人民幣。現在的QFII普遍投資於中國A股市場,而RQFII則主要歸屬債券基金。

  再來看相異之處:

  • 深股通使用額度遠遜於滬股通。滬股通開首日額度使用即告罄,之後有兩日使用餘額占比觸及53.5%和63%的低點。深港通首日使用餘額占比僅為79.15%,隨後便普遍位於85%到96%的區間。前十一個交易日滬港通北上均成交48.04億人民幣,南下7.49億港元,均高於深港通,北上交易差距更超過一倍。

  • 成交走勢呈現個別發展。有別滬港通前十一個交易日雙向成交均在開通初期漸次減少,深港通北上投資在12月9日成交日成交 36.12億元人民幣,高於首日的26.69億人民幣。

  • 兩邊在恆生指數 (Hang Seng Index,反映香港股市行情的重要指標)
    A+H股溢價表現大相徑庭。這一點因本文非股市分析就不在此敘述。

這些相異處背後,其實反映出深圳與上海市場的不同特點。深港通使用額度與每日成交量較少,與深圳市場上市公司市值較小、數量更多有關。上海股市以大型國企股,如銀行、保險股等為主,深圳股市則以新創民間企業、科技、衛生保健、環保等中小型股為主(註三)

  註三:深圳創業板上市的股票通常比在深圳主板和中小板上市的股票市值小,波動性往往也更大,是高風險高收益類的股票。所以深圳創業板在中國也不是開放給所有投資者,而是設有一個參與門檻。為了保護中小投資者,中國證監會有一套完整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方法,比如內地投資者在開通創業板投資權限時,必須簽署風險揭示書,表示已經充分瞭解創業板的投資風險。香港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體系,因此,目前可通過深股通買賣深圳創業板股票的投資者僅限於香港的機構專業投資者,不包括香港股票市場上的散戶。

  五、滬港通與深港通對於中國和香港的經濟意義:


  讓我們撥弄時間的指針,快轉回到2013年11月的北京京西賓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正馬不停蹄的召開著。其中在閉幕當天,發表了一份名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公報。這份公報算是中國國營企業改革(對壟斷行業國企實行政企分開等改革)、加深市場經濟(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亦是替先出現的滬港通以及後至的深港通提供了發展的概念溫床。

  在第二小節曾提到,自從2007年開始,中共便有建立人民幣國際化──也就是能夠自由兌換(註四)的交易渠道,以香港作為實驗平台,將中國股市和香港股市連結,限制交易額度,並由中央政府的監管機構(中國證監會)控管。2007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爆發,人民幣的國際化──自由兌換變成中國迫在眉梢的首要課題。

  註四:以前人民幣要兌換其它外幣,必須先將人民幣換成美元,再把美元換成該外幣。直到2012年6月始,中日兩國啓動人民幣和日元直接兌換,才開始邁出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一步。

  然而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港股直通車」的概念受到因各種限制而無法順利實行。直到中國逐步的金融改革,包括漸進式的資本帳戶可兌換、提高金融體系效率、允許境外企業境內發行股票和債券等步驟下,跨境貿易以人民幣結算,和以香港金融市場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滬港通」終於得以成真。

  滬港通開啟了中國資本自由流通的先例,香港居民每日兩萬元人民幣兌換上限同步取消(儘管在成立初期仍有交易總額限制,是為了避免開放時資金流通過熱造成的泡沫化),中國股民有正當管道將人民幣轉入香港股市投資,香港與海外投資者亦可以該管道進入中國股市,輾轉將香港打造成進入國際市場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當國內金融市場發展滯後的情況下,可以借助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來發揮「防火牆」作用,隔離人民幣國際化給大陸金融市場帶來的衝擊,尤其是短期投機資本的衝擊。

  自從進入千禧年後,傳統媒體持續強調香港落後於新加坡的競爭力,以及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正逐漸被上海奪其光芒,令香港的發展蒙上一層灰霧。隨著其他人民幣離岸中心相繼成立,香港地位已經下滑。但從滬港通上路後短短三年內,港股接連與滬、深股市互聯互通,等於為境外投資人提供優於QFII的投資管道,改寫港股邊緣化的危機。滬港通的出現給香港人一計重拾鞏固金融中心地位的強心針,外資也得以進入上海股市,替死氣沉沉的國企股注入一池活水。

  2014年滬港通實施以來,市場一直看好中國A股會被納入MSCI指數(註五),沒想到在2016年6月,MSCI連續第二年拒絕中國。交易額度的限制,一直是MSCI指數不願納入中國A股的主因之一。因此在同年12月開通的深港通,便和滬港通一起取消了交易總額限制。中國政府要給市場一個信號:中國的資本市場開放絕非單純口號。

  註五:MSCI全球指數,是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所編製的證券指數,指數類型包括產業、國家、地區等,範圍涵蓋全球,為歐美基金經理人對全球股票市場投資的重要參考指數。

  另一方面,中國也有心透過滬、深港通,改善陸股的投資人結構。中國願意提高外資持有中國上市公司股票的比重,有助改善上述提及陸股市場散戶比重過高的問題。

A股交易結構
個人投資者
81%
基金
15%
產業資本
4%
港股交易結構
外國機構投資者
42%
本國機構投資者
21%
本國散戶
17%
交易所參與者
16%
外國散戶
4%

  透過滬、深港通的建立,中國除了要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還推動內地建設的另一座國際金融中心上海,以及重要的區域金融中心城市深圳的建設,構成香港──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的經濟金三角。
  

   六、結語:


  原本這一小節打算寫一點關於滬港通與深港通對於香港的政治意涵,後來想想還是算了,一來是碰觸不熟的題目已寫得焦頭爛額,不想再節外生枝;另一方面這政治意義你知我知獨眼龍都知,赤裸裸的坦承相見歡實在沒什麼意思,若真有一絲興趣請參閱零傳媒<「深港通」構建中國「金三角」 以通制獨?>這篇文章,估狗一下就能找到了。

  七、參考資料:


  許多網路文章或報導我就不另外列出來了,關鍵字搜尋基本上都能找到參考資料,僅附上參考書單:

  • 《區域經濟合作:CEPA與珠三角及長三角》,饒美蛟、李思名、施岳群,商務出版社,2006/11/05

  • 《機不可失:滬港通的跨境機遇》,曾淵滄,天窗出版社,2014/11/24

  • 《從滬港通到深港通:互聯互通與香港新機遇》,彭琳、梁海明,香港城市大學,2017/01/01

  • <深港通與滬港通開通初期的比較分析>,蘇傑,中銀財金速評,2016/12/20

  • <人民幣國際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傅豐誠,展望與探索月刊,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