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期日本文字文學的演變歷程

一、前言

　　日本歷史在發展上，自大和時代（西元250─710年）始，就陸續受到經自朝鮮半島漢文化的輸入。從中國化的大乘佛教、官階制度、曆法、首都規劃、稅制，無一不是效仿中國。其中漢文字的輸入與傳播是日本得以全盤吸收中國文化並仿效之的重要關鍵。和朝鮮一樣，日本使用漢文字書寫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一般認為漢字是從西元五世紀隨著佛教經典的引入而在日本出現。《日本書記》稱應神天皇時代（西元270年左右）即有漢文字從朝鮮半島傳入日本1；但正式有系統性的使用、書寫漢文字，應從西元七世紀時，聖德太子頒布憲法十七條，著述《三經義疏》2才算起始。綜觀整個東北亞文化圈（漢字文化圈）的造字原則，不外乎沿用漢字、混合漢字和拼音字這三個大原則。

　　在一系列模仿唐化的歷史過程中，從使用漢字到使用假名的轉變，恰好可以看作日本中古歷史過程的縮影。文字的使用不僅是文化圈的文化傳播和交流而已，更是一種體現歷史演變的流程。本文試圖透過簡述日文字的變化過程，進而探討其中的歷史意義和價值。

1西元285年，應神天皇透過和彌吉師引進《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和漢字。
2推古十五年（西元607年）聖德太子為《妙法蓮華經》、《勝鬘經》、《維摩經》三經作注。

二、日文造字的演變和結構

　　使用漢字的文化圈依照漢字的使用程度可以分為：（一）完全使用漢字：中國、台灣。（二）漢字和拼音字混和使用：日本、南韓。（三）完全使用拼音字：北韓、越南。其中又可依雙文字的使用程度而分為以下：

　　（一）真正的雙文字現象──不僅使用他國文字，也同時使用他國語言的國家。
　　（二）邊緣的雙文字現象──僅有轉寫（transliteration）、抄錄（transcription）的使用文字動作。可以再細分成：相繼的文字雙軌制（sequential digraphia），即在長時期中，一種語言可能相繼使用好幾種文字。和共存的文字相軌制（concurrent digraphia），即一種語言同時混用兩種文字。3
　　　　　　　　　
　　日文字演變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一）學習：學習漢文。（二）借用：用漢字表音、表意。（三）仿造：做新字。（四）創造：創造拼音文字。促使日文字改變的動力在於，用表漢語音韻（孤立語，少有屈折變化）的漢字來表日語（粘著語，agglutinative language）並不方便4。

　　日文無論是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是藉由漢字來創造，或斬頭去尾、或取偏旁、或撮一角等。假名在過去日本的社會地位中十分低落，主要為婦女及下層階級的民眾的文書工具。男人和貴族階級主要仍是使用漢字。

　　日文漢字分為三種：（一）直接沿用漢字，用漢字的形、音、義，此為「音讀」。（二）利用漢字的形、義，但不取其音，而用日語的讀法，此為「訓讀」。如日、月、山、川等只有一個漢字的詞，多為取其字而捨其音。（三）用漢字的形、音，但不取其義，創造新字。

　　此外，漢字詞的輸入地區與年份的不同，也會造成字詞音韻的不同而分為吳、唐、漢三種音韻。吳音泛指唐代以前中國南方音韻，與佛教有關的辭彙多為吳音。漢音源自唐代中原的音韻。唐音則為宋、明、清時期的發音。

　　在語言學中，有所謂假借字（phoneticloan character），意指借用一個發音接近或是屬性近似的字根，來表達所指之事物。日本民俗學家柳田國男《地名の研究》一書中有舉例：日本的富山（とみやま）以前叫做遠見山（とおみやま），富山是居民嫌其名太過普通而美化過後的名字，希冀以後的生活能夠富裕起來。而漢文和日文就有大量使用假借字的習慣。

　　文字和語言是相互影響的，而日文的建立基礎源於漢文，在日文詞彙隨時間推進而不斷擴充的情形下，現代漢文也或多或少受到日語構詞的影響，例如：（一）在詞尾加上「性」。如普遍性、相對性、民族性。（二）在詞尾加上「化」。如機械化、電氣化、革命化。（三）在詞尾加上「力」。如生產力、影響力、勞動力。（四）在詞尾加上「界」。如文藝界、科技界、體育界。（五）在詞尾加上「率」。如出生率、安全率、成功率。另外現代漢詞如「文明」、「經濟」，也和古漢文中「見龍在四，天下文明」、「經世濟民」的原意完全不同，這也是受到日文的影響。

　　十六世紀時明朝東南沿海一帶正飽受日本倭寇的威脅，便有中國人鄭舜功（西元1522年─1566年？）以「寄語」5音譯日文讀音，利用萬葉假名介紹片假名與其字源，希冀藉此讓中國人得以了解日本人。6但如同以漢字來讀日語一般，讀音錯讀、詞性判別錯誤仍然是問題核心所在。

　　由上述例子可以得知，日文的假名和漢字其中的差異點為何。一般來說，漢字主要用以書寫「實詞」，諸如主詞、動詞、形容詞、副詞和一些連接詞等。假名則用來書寫「語法虛詞」，包含附屬詞、屈折詞綴、方位詞、助動詞及連接詞。7

3張學謙，《漢字文化圈的混合文字現象》，頁2-3
4張學謙，《漢字文化圈的混合文字現象》，頁3
5寄為古代中國官名，是執掌翻譯東方語言的官職。寄語是將日語翻譯成中文，作為中日對譯之詞彙集。
6徐興慶，＜《日本一鑑》的歷史意義及其漢日對音詞彙之價值＞，頁192
7張學謙，＜漢字文化圈的混合文字現象＞，頁4

三、日本文字發展前期（西元790年以前）

　　日本在尚未發展文字以前，就存在以口述傳承的文學材料，如神話、歌謠，爾後變成日本文學的根基，日本文化的共同歷史記憶。在《古事記》、《日本書記》、《萬葉集》中，其文字表現尚未發展至個人抒情，而仍以團體共同的信念，例如集體的生活範疇展現為主。除了團體性質，口述文學的特徵還有實用性，像是日本宮廷祭典祈禱的「祝詞」，或是像天武天皇遺詔、《高橋氏文》8和《古語拾遺》9等，具有類似道德指標的勸善功能存在。

　　「語」、「宣」、「歌」被視為口述文學的三種基礎。「語」是神話傳說；「宣」是祝詞；歌是歌謠原來用語言表達的動作狀態，如農夫在收耕時吆喝指揮眾人動作的音調。「語」和「宣」在最早期時和「歌」是相似的，如同中國詩經的「雅」一般。《古事記》中，敘述八千矛神（やちほこかみ，又名大穴牟遲神）的「唱和」10已經變成歌謠的形式流傳著。而所謂「呪詞」、「託宣」11、「神語」也是近於歌謠，具有固定的韻律。

　　西元607年，大和朝廷開始派遣隋使、遣唐使，以及留學僧、留學生，將中國文化傳入日本。中國六朝、隋、唐的文化經由日本大量吸收模仿，從上而下的「大化革新」，制度面的《大寶律令》及《養老律令》，官方的文體不斷的模仿並使用漢文，使得「唐風」蔚為風氣，成為日本文字發展的溫床。第一部官撰史書《古事記》和第一部日本正史《日本書記》便是日本古代文學彙集之大成。由官方撰寫正史的動作，很難不說也是受到中國的正統觀念影響，《古事記》和《日本書記》都企圖建立天照大御神（あまてらすおおみかみ）的系譜，表示日本朝廷此時已知道透過撰寫歷史來建構民族正統性的概念。民族一統的概念也呈現於《古事記》當中，「國讓」12的觀念便是如此。這樣的歷史背景，以單一民族、天皇皇室作為民族與政治統一的核心，成為歷史中日本的國民性格13，這也是為何日本從古至今只有一個人膽敢僭越身分自稱為新皇（平將門）的主要原因。

圖一：天照大御神族系譜27

　　《古事記》序文用純漢文書寫，抄襲中國「表」的形式，文體以唐代長孫無忌《進五經正義表》為範本，句子則有抄用長孫無忌《進律殊議表》、《文選》、《書經》的文句。14《古事記》的文體亦受到漢譯佛經的影響。《日本書記》在文句、體例上也多抄襲《漢書》、《後漢書》、《三國志》。

　　《古事記》成書於西元712年，《日本書記》成於西元720年，兩部最早期的官方著作都約成於八世紀初，就此大概能夠推估以歌謠、神話形式流傳的日本文學「模型」，最早約在六世紀就已有雛型，隨後再以「和歌」的形式現身。15日本人最早創作的漢詩集《懷風藻》於西元751年編撰完成。以上三部作品，都是由漢文字所書寫而成。漢字的日語化和漢文呈現平行的發展模式。

　　而到了《萬葉集》時，就開始將作品按季節和地域作分類；且受到漢樂府詩五、七言的影響，《萬葉集》收錄的和歌已逐漸發展出固定格律的「五七調」，算是將古早散篇收錄在《古事記》和《日本書記》中的和歌進行系統化、理論化的編撰行動。日本的文字敘述便產生了地域差異特性，如平安京和奈良的文字風格一脈相承，因為京都的地理環境和奈良盆地相似，周圍多山環繞。《古今和歌集》和《源氏物語》中就有許多描述山景的文字。

　　日本學者佐藤武義所做的一次統計，將日本古典名著《源式物語》、《萬葉集》等十三本書中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詞類作分類，挑選出來，每一類中刪去重複單詞、生僻單詞、宮廷用語、民間俚語、人名、地名等，最後發現約有兩百個單詞是在十三本書中都出現過的。《源式物語》成書時間約在十一世紀初，而《萬葉集》約在八世紀末（收錄四世紀至西元760年前後的詩歌）。這兩百個單詞被視為是架構古代日語的基礎詞彙，由此可知古代日語的基礎詞彙量仍然很少，並無法表達過於複雜的意義。16

8延曆十一年（西元790年），高橋氏呈現朝廷之氏族文，內容為敘述高橋氏之由來及其祖先功績。
9大同初年（西元806年）世襲祭神職司的齋部廣成，為了對中臣氏表明自己氏族由來所寫的文書。
10《古事記》第五章＜出雲建國＞第一節「沼河姬的戀情」翻譯節錄：
八千矛神欲婚與高志國之沼河姬，遂到其沼河姬之家，歌曰：
「八千矛神坐國中，多島之國無以妻，聽聞遙遠高志國，賢明之女具尚在，
　久聞動人麗美貌，為之與汝求於婚，余心躍動遂來此，大刀所配繩未解，
　配刀未解襲未脫，推搖少女所眠門，余立門外頻搖戶，余仍佇立於門外，
　青山鵺鳥作哀鳴，原野雉雞為鳴啼，庭中公雞已報曉，聲聲令人心以煩！
　欲將鳥兒具打下，不使鳥等續作鳴，翱翔青空信使鳥！將此代言傳於汝！」可見得已有韻體詩歌的基礎格律。
11指透過占童（靈能者）對人傳達神意（神仏などの託宣預言）。
12《古事記》卷上，第五章＜天照大御神與大國主神＞第二節「國讓」：傳說出雲國的大國主神奉天照大御神的神敕，將國土讓給皇孫並歸順之。
13葉渭渠，《日本文學思潮史》，頁24
14劉崇稜，《日本文學概論》，頁292
15劉崇稜，《日本文學概論》，頁12-13
16陳乙文，《日文筆譯時的關鍵性問題點探討》，第三章，頁33

四、國風文學、文字的萌芽（西元794年─西元1191年）

　　從大化革新之後的一連串唐化，包括律令制度的建立、仿照唐長安建立新都奈良，替中央集權作出一定貢獻，讓日本從氏族社會逐漸過渡到封建社會，加強以天皇皇室為中心的古代國家體系。隨著儒、佛思想在社會的發酵，聖德太子頒布憲法十七條之後確立法的結構性和秩序性，保障個人的發展，對於思想的安定有相對的正向作用。以上種種相加起來，就促使走向以個人情感訴求的，由群體文學走向個人文學，由漢文學走向國風文學的道路。

　　西元794年，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至此開始日本文字演變和社會風氣呈現一種不同於以往的嶄新面貌。基本上在平安朝初期，日本朝廷仍持續派遣唐使，輸入中國的文化。桓武天皇時期藤原繼繩撰修《續日本記》，由菅野真道撰補完成。空海帶回漢詩論集兩部《文鏡祕府論》、《文筆眼心抄》影響日本和歌巨大，但那是對《文鏡祕府論》過度發展漢文的日本文化反動。《文鏡祕府論》在闡述詩的社會價值時，同時倡導儒家「詩言志」、「述禮法」、「述政化思德」，證明此時漢詩集文主宰了日本文學17，嵯峨天皇時期的《凌雲集》、《文華秀麗集》，淳和天皇時期的《經國集》，都是漢字詩文。

　　在奈良時期《萬葉集》中率真質樸的鄉土詩歌風格，到了平安時期的《古今和歌集》時，就變成了優雅輿情的貴族風格。《古今和歌集》、《竹取物語》、《伊勢物語》、《枕草子》、《源氏物語》等平安時代的代表性文學作品，都是在藤原氏壟斷攝政、太政大臣後形成的「攝關政治」之下產生的。藤原一族為了持續壟斷朝政，透過將女兒送入皇宮成為妃后的方式。而要將女兒送入宮中，就必須對女兒投注高度教育，除了音樂、和歌、書法以外，還得訓練《白氏文集》18、《文選》等漢文文學的教養。在《源氏物語》當中，紫式部就多有引用《白氏文集》中諷喻詩的句子。擔任貴族女兒的導師，也必須由女性擔任，此時貴族階層中便出現了大量才女從事寫作，而這些女性如紫式部、清少納言、和泉式部、小野小町19等人，自「萬葉假名」20之中衍生出變體假名。原來用漢字表音表義的萬葉假名，至此逐漸演變成為符號化的變體假名，可見日本的文字正在書寫和音讀之間摸索平衡點，並已經有了初步的成果。原來由唐風主導的和歌，也出現了革新，白河法皇時期的《後拾遺和歌集》和《金葉和歌集》便試圖在唐風中尋求突破。此時恰好藤原一族的勢力正逐漸衰退，白河法皇的院政勢力抬頭。

17葉渭渠，《日本文學思潮史》，頁96-97
18別名《白氏長慶集》，白居易著。乃日本現存最多的唐文集古抄本。
19日本六歌仙之一，出羽部小野良真之女，擅長和歌。
20為假名發展的源頭，自《萬葉集》始使用。可分為借音假名和借訓假名。

圖二：《白氏文集》水尾天皇元和四年（西元1618年）那波道圓活字印本

圖三：萬葉假名字音表

五、中世社會影響下的文學（西元1192年─西元1602年）

　　源平氏之鬥爭的最後決戰──壇浦海戰（壇の浦合戦）結束後，日本文學也跟著受到武士階級掌權的影響，平安時期的奢華文風不再出現，戰亂思想隨處見於文學作品之中。動盪不安的社會氣氛，使得人對於人生漸感不安，寄託佛教所提來世的解救。貴族階層喪失了自奈良到平安時代的鼎盛期，開始深感人生無常，將文學寄情於永恆的人生觀之中，「物哀」的獨特日本思想也開始在文字間萌芽。佛教思想和用語成為這一時期文學作品的主流。《十訓抄》、《古今著文集》等佛教的敘事作品不說，連《平家物語》這類戰記作品也帶有佛教色彩（平氏死後前往佛教的極樂淨土）。和歌和能劇也充斥著「幽玄」思想，法然、親鸞、日蓮、道元等開山宗師也著作不少如《假名法語集》的作品。「物哀」和「幽玄」是具有二元性質的，即帶有象徵的情趣性和浪漫的情調（感傷）性。21

　　武士階級抬頭後，原來代表貴族階級的物語已不若平安時期的鼎盛；然而，和歌在院政末期經由後白河、候鳥羽法皇推動革新，九條兼實、六條顯昭、藤原俊成、藤原定家等上下層部貴族的推動和競爭之下，和歌在此時期的理論與創作上反而有長足的進步。建仁元年（西元1201年）宮廷甚至設立「和歌所」，並編撰《新古今和歌集》，收集首數是《古今和歌集》的接近兩倍。但在經歷承久之亂（西元1221年）、南北朝分裂（西元1358年─1388年）之後，貴族階層已無人推動，藤原家分裂後的二條氏22、冷泉氏、京極氏也僅剩二條氏延存下來，和歌就此式微，而被連歌取代。

　　連歌興起於南北朝分裂時期，《後拾遺和歌集》和《金葉和歌集》已有收錄幾首但未成流行。所謂連歌，形式近於和歌，又分為短歌和長歌兩種。短歌指兩人共同創作一首，長歌指數人共同創作一首。率先推動連歌風潮的是北朝的貴族二條良基編輯的《菟玖波集》，此後以關白一條兼良、民間連歌好手宗祇、心敬等人為中心，形成連歌的全盛時期。宗祇以後，貴族之間無人推動，加上民間連歌寫手水準逐漸低落，連歌地位遂又被俳句取代。

　　奈良和平安時期的「物語」，到了中世因為戰爭的流行，逐漸成為敘述行軍隨筆、日記、談話的「軍記物語」。在這類作品中，有描述武勇善戰，有描述敗者悲慘，有談論「諸行無常」、「六道輪迴」的佛教論點。另外有不同於描述貴族生活的物語，《御茄草子》（お伽草子）就像是中國的聊齋誌異，藉由神怪諷喻之餘，對於中下階層如農民和商人的生活描述，或坊間八卦的題材，在日本文學的發展上算是新穎的一個里程碑。不僅帶動日後室町時代以下剋上的風氣（人人都可以出頭天，就算只是下層武士，甚至只是個油販23），也替江戶時代蔚為風行的町人文學預作鋪路。

圖四：《御茄草子》＜玉水物語＞插畫

　　此時期有值得注意的一點在於中國文化的重新輸入。自鎌倉時期開始，五山派24的僧侶在鎌倉幕府的保護之下先後前往中國體驗禪修生活，同時又有許多中國或留學中國的歸化僧進入日本。熟悉漢文為研究禪學的必備條件，於是在京都和鎌倉所謂的「五山文學」，傳入程朱理學，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蘇東坡等人詩文。《古文真寶》、《三體詩》取代了日本漢文《文選》、《玉台新詠》25的地位。《史記》在日本再度盛行，並由五山禪僧發行注釋本。五山派推動的漢學，經歷室町時代，並成為江戶時代的漢學基礎。

表格一：中古時期日本散文演變流程[26]

21葉渭渠，《日本文學思潮史》，頁108
22藤原攝關家先分成一條，二條及九條三家，後來又再細分近衛和鷹司兩家，因此稱為五攝家。只有擁有五攝家血統之人才可擔任關白與攝政的最高官階。歷史上唯一平民出身卻可擔任關白的豐臣秀吉，也得先由近衛家的近衛前久（西元1536年─1612年）收其為養子方可擔任。
23指齋藤道三（西元1494年─1556年），原為油販，後侍於土岐家重臣長井家，趕走土岐家家督土岐賴藝而成為美濃國的國主。因手段毒辣而被稱作「美濃的腹蛇」（美濃の蝮）。
24五山派分別為京都南禪寺五山：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鎌倉五山：圓覺寺、壽福寺、淨智寺、淨妙寺、建長寺。
25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歌集，收錄漢朝以後的詩歌，內容多描述男女閨情。
26劉崇稜，《日本文學概論》，頁130

六、結語

　　日本文字和文學的發展，若要以一言概之，就是「由上而下」。貴族階層的文學人才固然對文體的推動有一定功用；但若無聖德太子大力推動漢化，在沒有官方的庇護之下派遣唐使和留學僧、生至中國學習中國文化，行政階級不以漢字為官方用字，那麼日本歷史要如此貼近中國歷史，日本文學如此深受中國文學的影響便非易事。前面所提到的和歌和連歌的衰退基本上有著共通的原因，那就是原先熱衷推廣的上層階級因為戰亂動盪或失去權力（例如說攝關政治和律令制度的崩壞）而不再有動作，此文體的發展自然就會被腰斬。在日本中古時期，漢文字仍是書寫使用的主體，由漢文字引入的知識被貴族階級壟斷，一般的下層階級根本不易推動文學發展。

　　和歌在後白河、後鳥羽法皇的大力推動下死灰復燃，並且在當時有重回主流的龐大聲勢。建仁元年在後鳥羽法皇別宮舉辦的「一千五百番歌合」，創作曲數遠超過八年前（建久四年，西元1193年）京極良經舉辦的「六百番歌合」。但從承久之亂後鳥羽法皇被放逐到隱岐，上層再無人推倡和歌，和歌即迅速衰退，退出主流。連歌也是在宗祇、二條良基、一條兼良死後就無人推動和持續理論、系統化，主流地位就被俳諧取代。總而言之，日本文學的發展消長，和上層階級推動與否有密切的關係；但若無人在文筆上貢獻其才也是無用。

　　綜觀而論，日本文學和文化是一脈相承的，而日本文化又和中國文化擺脫不了關係。日本文學、文字的演變和其歷史息息相關，每個時代的社會背景都會造就其不同的文學風氣。從文字和文學的演變來看出歷史發展的端倪，也不失為一種認識當代歷史的方法。

七、參考資料

　　陳乙文，＜日文筆譯時的關鍵性問題點探討＞，長榮大學翻譯學系碩士班論文，2002
　　葉渭渠，《日本文學思潮史》，五南出版社，2003年3月
　　鄭學稼，《日本史（一）》，黎明文化，1985年10月
　　劉崇稜，《日本文學概論》，水牛出版社，1990年8月
　　張學謙，＜漢字文化圈的混合文字現象＞，第九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
　　徐興慶，＜《日本一鑑》的歷史意義及其漢日對音詞彙之價值＞，《語文、經典與東亞儒學》，臺灣學生書局，2008年10月
　　

八、注釋

27伊邪那岐的左眼生出掌管太陽的天照大神，治理高天原；右眼生出掌管月亮的月夜見尊，治理夜食原；鼻孔生出素盞嗚尊，治理海原。

＜清人入關前的農業生活──太祖時代＞摘要

　　一、前言：

　　明清國力消長的關鍵點為薩爾滸戰役。在此戰役後建州女真得到了遼東地區的廣大農田和漢族農民，不但解決了部分的糧食供應和人力生產問題，不必再受明朝透過取消互市箝制經濟命脈，並以農業為基礎持續擴張軍事力量，向明朝擴大戰事。

　　此一時期建州女真的社會型態有著巨大轉變：氏族社會的崩潰，向農業經濟封建社會發展；從採集漁獵的原始生產到貨幣經濟的商業市場出現，可以說都是從建州女真拿下遼東地區之後的刺激演變。

　　二、清太祖興起前的農業型態：

　　明朝初期中國和朝鮮方面的記載可得知，建州女真在早期就進入採集畜牧農業混雜交錯的生產組織。農業因地而宜，挑選有利耕作的土地部分農耕，採集畜牧仍佔總生產的重要比例（民以獵為業，農作次之）。建州女真主要生產模式有兩種，其一是採集畜牧的物品部分作為商品，如人參、松子、皮貨，和明朝與朝鮮交換如鹽、布帛、銅鐵器等生活物資的互市貿易。另一是自力或擄來漢人、朝鮮人耕作生產。以當時建州女真生活型態而言，擄掠農業民族為其生產是最經濟的方式。

　　此外，建州女真亦有向朝鮮請勅受職以換取農器種子的行為。朝鮮亦有對女真編戶減免的行為（與國人相婚，服役納賦，無異編戶）。和朝鮮人進行通婚、學習其耕作方式，生活型態的感染，對於女真人的農業生產和技術進步有極大的正面效益，同時也為日後女真能夠接受中國農業文化埋下遠因。

　　女真受明朝設建州衛安撫守邊，以互市貿易提供農業生產必須的耕牛和農器，藉以維持主從關係。然而當明朝因為忌憚邊境民族透過交易鐵器日漸強大，而禁市鐵器時，沒有農器無法進行農耕生產的女真就曾要脅入寇。

　　在猛哥帖木兒、凡察時代，各部族戰爭紛起，加上建州女真和明朝在董山叛亂之後關係的惡化，農業發展有倒退的傾向。直到清太祖努爾哈赤起兵統一各部，才又轉入一新型態。

　　三、薩爾滸戰役前的農業情形：

　　努爾哈赤在薩爾滸戰役之前，已統治開原以東至長白山的廣大土地。豐富地形（山嶺、盆地、河谷、平原）同時適合漁獵畜牧和農業生產。而東西連接朝鮮和中國的地理位置不僅易受其農業文化影響，亦方便通商貿易。元朝和清朝統治時間的長短差別就在於「滿州古多城郭射獵之民族，與蒙古逐水草遷徙者不同」這句話當中，充分表露出滿蒙接納中國農業文化程度的差異性。

　　努爾哈赤推動農業生產的措施可分為前後兩期，以薩爾滸戰役為分水嶺。前期內外壓力較輕，仍以傳統的採集漁獵混合農業的經濟型態為主；進入遼瀋地區之後受情勢所逼，開始實行大規模計口授田，逐漸放棄採集漁獵。

　　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節錄太祖前期建州女真的農業生活，其中有幾個重點：

　　一、各部落置屯田，糧餉置其處，不集中於城裡。

　　二、女真人逐水而居，聚落多於河川旁邊，而少於山谷。

　　三、無野不耕，意謂著充分開發土地。

　　努爾哈赤起兵後，破壞明朝分化孤立、以夷制夷的邊防策略。明朝遂以禁市方式截斷建州女真的經濟。為突破困境，建州女真只好向朝鮮建立關係，請求開市或上京貿易，購買食糧、鹽、布帛、農器和耕牛等。尤以農器和耕牛更是急迫需要，從建州女真以馬匹換取耕牛便可得知。至於農器，此時建州女真僅有初步的採礦煉鐵技術，只好擄掠漢人和朝鮮鐵匠。糧食壓力之大，已經到達無地不開發、無人不可用（乞丐僧人皆給予田）的境界。

　　為了提高生產人力，建州女真持續擄掠朝鮮人及漢人充當農耕奴隸。但投降者日眾，多為戰鬥而非生產者，糧食壓力達到高峰。努爾哈赤便於萬曆四十一年（西元一六一三年）命令各牛彔出丁出牛以墾荒，設立穀倉以備歉收。並開始統計男丁，養蠶種棉。在明朝棄寬奠六堡後，六萬人居耕的農田盡入建州女真之手，這使明朝驚覺無法再對建州女真實施糧食經濟控制，迫令建州女真退地。為了對抗明朝剝奪生活命脈，建州女真「逐城界凡，設兵守禦，以禦農人。」

　　在本身的觀念上，努爾哈赤也了解到女真和蒙古的經濟型態差異（飼養家畜；耕田食穀），對於農業生產的政策推動而言是很重要的。　

　　四、薩爾滸戰役後的農業情形：

　　薩爾滸戰後，建州女真得到了遼東以東的廣大土地及人民，關外除河西地區外已無地方可搶掠。龐大的人口糧食壓力迫使努爾哈赤將國人分為農戰二部，以農（計口授田、大規模墾荒）養戰，以戰（掠奪）衛農。

　　遼東地區在萬曆中後期，從文祿‧慶長之役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開始，戰事紛起，屯田漸荒（兵額日減，糧餉倍增）。在太祖起兵後，拋田荒廢的情形更加嚴重。直到努爾哈赤拿下遼瀋地區後，才有大規模的計口授田墾荒，原來建州住民皆分屯遼瀋地區，投降漢官編戶分田。旗兵分駐各地，一邊軍屯，一邊保護農作（漢人內耕，夷兵外衛）。計口授田有限度的保障遼人生活，而太祖又以授田、徭賦均平的利多引誘河西居民。遼人在飽受明朝官員苛賦騷擾後，對於無額外收賦的努爾哈赤自然容易受其吸引。

　　官方的牛馬由二十人丁分養，合出糧草，無糧草者出銀。徵收糧草也是無草者折銀代之。以上例子可見，建州女真正逐漸從以物易物的自然經濟，轉變成為貨幣經濟。農業的生產管理也複雜化，除了什庫、牛彔、千總大人督促耕耘外，還增加了負責分配田宅和會計出入的專職人員，農產品的管理和人力調度程序專業化，農具也統一由中央鑄造發放。不過此時建州女真尚未發展出官俸制，各官吏仍有自己的農田和農奴。

　　五、結論：

　　即使女真人透過以掠奪漢人和朝鮮人等農業民族，作為生產農奴來強化生產力，但受到壓迫欺凌，使得漢人及朝鮮農奴逃亡事例不勝枚舉。農民的貧苦生活不僅會影響糧食價格，造成糧荒；同時紡織業的不成熟使得衣帛的供應仍得靠朝鮮、蒙古、明朝的轉買或搶奪，建州的經濟基礎仍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之中。

　　努爾哈赤的農業政策只是解決了部分的糧食供應問題，仍然需要靠旗兵掠奪補助。然而經過太祖的農業政策，太宗的延續體制化，加上投降漢官的編戶分田、督導耕作，為建州女真建國打下一個非常重要的根基。

最近……

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寫東西了，哪怕是心情隨時的紀錄，或者是專題，或者是小說散文之類的。

某段時間情感的抒發突然喪失掉了，蒸發到不明空間中了。那一段時間內，我什麼東西都不想寫，也寫不出來。

最近在我的生活週遭發生了一些令人感傷的事情，好像被強力電流電到一般，突然又感覺有動力可以繼續寫東西了。

這真是莫名悲哀。

無論如何，也許我能夠很快的擺脫這段低潮，也許我還會繼續沉淪下去。不過至少，我會開始寫文章了。

這可能是好事。That's all.

五味雜陳

拿到北歷盃亞軍的那一刻，當大家都在發表感性發言，

大三每個人都哭成一團時，其實我的心情還蠻複雜的。

當初史學盃前我不顧一切的使用大一，

儘管承擔了北大史學盃的慘敗，

儘管史學盃後有一半是不滿有一半是逃避的我退隊了，

但是在半年之後看到原本自己的理念終於開花結果的時候，

我真的很開心。

我們不再需要靠著七人輪替打滿六場八場比賽，

我們終於可以玩五上五下用體力消耗車輪戰來累死對手，

這是從我大一以來壓根都沒有看過，也不曾幻想過的想法，

終於在這兩天具體實現了。

球隊有了替補能夠調節體力，在拉鋸戰崩盤的機率就縮小，

這幾場比賽我們都是靠著一路緊咬到最後反超前，

就連冠軍戰也只輸了一球而已，

這都是過去常常一節爆的中正歷史所夢寐以求的。



人非聖賢，調度要樣樣兼顧到真的是很難，

這兩天我仔細觀察阿中的調度，發現他也有犯很多錯誤，

尤其是冠軍戰第四節的最後一個暫停沒有下犯規指示。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他在這兩天成功了凝聚大家在球場上的專注力，

每一次暫停雖然都沒下什麼戰術指示，

但所有人的精神都能夠再度回到場上，

這是我現階段沒有辦法做的很好的......



最應該要稱讚的人是陳柏鳴，

上下學期的他簡直是脫胎換骨般的變了一個人，

終於有隊長的自覺站出來帶領這支球隊。

如果沒有他的蛻變，也就不會有阿中能夠凝聚球隊的士氣。

這一點真的該給他一點掌聲。



我們大二的時候真的是最苦的日子，

球隊陣容殘破不堪，大一又只剩肉棒一個人，

常常是輸多勝少，輸到球隊士氣都要渙散掉了。

幸好我們在球隊最艱苦的時候沒有放棄掉球隊，

才能夠看得到今日的光景。



然而逝者已逝，

已經離去的就再也回不來了。

從馬基維利學，看良知與利益的反動

　　馬基維利的君王論（The Prince）是以君王統治國家而衍生出的一種統治工具和手段。其理論的立足點、出發點是建立在「人性皆惡、人本逐利」的大前提之上，和厚黑學的出發點不謀而合（恐怕厚黑學也大量參考了利益學相關的書籍）。

　　然而，很多在位者卻無法很有效、很精準的完全奉行馬基維利學的條則，進而達到書中所提：君王應有的「完美、洞察、英明」形象。排除君王本身的個人能力不足、環境的壓力讓君王手足無措、君王的視野不夠宏觀以致於無法洞察先機等種種因素外，我認為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於，在位者就算控制所有資源，掌握完全的權力把柄，也無法依照馬基維利書中所寫「如有必要，君主應隨時拋棄傳統道德」（按：馬基維利自己也在書中提到說"he holds to what is right when he can but knows how to do wrong when he must."表示說馬基維利自己體認到，他理論中的絕對性質在現實手段上還是存在著實際操作上的難度。對統治者而言，唯有道德和法律雙管齊下的統治，國家才有可能屹立不搖。）那般完全做到。因為眾人在成長過程的普遍教育中，被灌輸著不同形式（這裡指著各地不同的風土民情會導致內容上的差異）的道德（可以解釋為人與人之間，人隸屬於社會群體之下的相處、生活準則），這股道德力量會潛移默化至眾人的潛意識之中，形成一種隱性的精神制約。我姑且把這股制約稱作為「良知」。

　　良知會牽制著統治者的行為和判斷，讓統治者在抉擇一項重大決策時，良知和利益理智會互相牽制，變成一種「天秤式的平衡」。一旦哪邊的想法過重而失衡，統治者就會喪失原有的判斷能力，而出現不合常理、偏激的行為。

　　每個人心中都存在著良知，只是良知會隨著人的地位不同、權力大小、思想領域而有所改變，轉化為不同領域、不同形式的良知。良知可因人在看待事物上的切入角度不同而有著面貌上的差異存在，有私人的良知（例如家人、親密朋友、女朋友的親疏之分），有公眾利益的良知（例如國父革命、切‧格瓦拉Ernesto Guevara的作為，在前提是好的情況下，改變痛苦現狀的激進革命都可歸於此類；至於以後發展，那又是下面的回答）。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當「天秤式平衡」倒向良知時，統治者便很難做出為小利益而去犧牲大良知的事情；當然，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因為民意的反動所帶來的壓力，但至少以結果論而言，不外乎如是。

　　然而有一個極重要的一點是，在現實生活中，良知和利益總是糾纏不清，很難劃分界線去作一個完全性的區隔（這和Leo的「偽君子」、「真小人」有異曲同工之妙）。腦袋轉動的快的聰明者馬上就會想到懂得運用良知的最大價值，也就是自身的利益之骨披上良知之皮，去將謀取私利的行為，冠上追求公眾利益的名號（也就是私人良知的群體合理化）來達到自身目的。歷史上不乏這一連串例子：希特勒以喚起亞利安民族榮光為藉口，對猶太人進行大規模的滅絕屠殺；史達林、毛澤東、蔣介石為了鞏固、強化自身的權力核心，以公眾利益口號之假，行肅清殺戮之真。

　　所以說，馬基維利的理論是對的，但僅僅不過是真實下的一小部分正確，就像新聞因立場偏頗而只報導出一部分事實一樣。我們不必去責難他，因為他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對人性做出簡單化、通則化的概括分析（人性本惡、自私、人民都是豬頭三是馬基維利不能更動的中心思想）。以當時而言，這是個新穎聳動的觀點，用現實的功利主義手段去企圖摧毀現有的理想主義，進而再去創造一個嶄新的理想主義。並不能批評他不夠理智、不夠睿智；應該說，馬基維利欠缺了一種周延妥善的觀察人性的大角度，那是在利益的另外一面良知上，他無法看得透澈，也無力去著墨太多。

從《A Room of One's Own》看二十世紀前的婦女地位

圖一：Virginia Woolf

一切的原由，都要起源於這句話："Nothing has happened until it has been described."（一切不曾發生，直至它被描述。）

　　西元1928年，維金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受邀去英國劍橋大學僅有的兩個女子學院演講「婦女與小說」，講稿經過整理，於次年以《一個人的房間》為名出版。那個時代說遠不遠，距今不過七十年左右，然而女人還是投票所及就業市場裏的新鮮人，劍橋大學剛剛准許女生得學位。維金尼亞本人和她姊姊范尼薩就因身為女性，從小只能留在家裡，由母親及家庭教師教讀，無緣像兩個兄弟一樣上劍橋大學，接受正規教育，令維金尼亞一輩子引以為憾。或許就因如此，一來到劍橋 （書中化名為牛橋） ，坐在美麗的秋日河邊思索女人、女作家的歷史地位與處境，不由得百感交集，思潮蕩漾到「無法靜靜地坐下去了」。

　　「我就這樣急急的走過來，穿過了一片草地。立即有一個男子起而攔阻我了……他的面部表情是又驚恐又氣憤。不是理性而是本能使我清醒過來；他是位警官，而我是個女子。這裡是草皮，人行路在那邊呢。只有研究員和高材生們可以在這裡走；我該走那鋪碎石的小路……等我走上那小路時，警官的手臂才放了下來，他的面部才又恢復正常平和的神情……

　　……（我又想到）可以追隨蘭姆的腳印……到那……著名圖書館去……我定然是推開那門了，因為，立即那裡出現了一個像護守天神似的影子，以飄舉的黑袍而非白色的翅膀攔住了我，是一個不表同意的、髮鬚銀白的、和氣的紳士，他擺手要我迴轉時，低聲的表示歉意說，女子只能在一位本學院的研究員陪伴下，或持一封介紹函，才可以進入。」

　　當時維金尼亞‧吳爾芙已是頗富盛名的文學評論家及六部小說 （《出航》、《夜與日》、《雅各的房間》、《達洛維夫人》、《燈塔行》、《歐蘭朵》）的作者，主持在文壇甚有影響力的荷加斯出版社，並被譽為「意識流」派的開創者之一；然而這樣的成就並未替她贏得在男性建制中暢行無阻的證件。《一個人的房間》書中，這個歧視女人的傳統如此源遠流長，誠如一片「三百年來一直不斷的壓得很平的草皮」，或那個以收藏米爾頓、薩克雷、丁尼生等大師手稿為榮的劍橋三一學院圖書館，它「受到一個女子詛咒，並無礙其為著名的圖書館」，致使吳爾芙惱怒地走下石階，發下重誓，從此「絕不再請求優渥待遇」。

　　由於生長在一個「女子不教」的時代，吳爾芙和她的姊姊凡妮莎（Vanessa）都無緣像她們的兄弟一樣進入劍橋大學，這樣的缺憾使維吉妮亞首先以「女性的失教」來討論女性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吳爾芙虛構了「牛橋」（Oxbridge）和「芬漢」（Fernham）兩個名詞，前者是對牛津、劍橋之類最高學府的戲謔，隱喻由男性把持，服務於父權體制的學術機構，後者則隱喻著女性的學術研究在資金、社會基礎、自身傳統積累等各方面的匱乏貧弱狀態。

　　在象徵意義上，吳爾芙這一怒而去，奠定了她以「圈外人協會」創始人身分發聲的位置，從此展開在女人匿跡的歷史中尋其足跡的旅程，為現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寫下瑰麗的第一章。儘管「草坪比小路走起來舒快」，尋找女人寫作的傳統猶如在沙漠中探求水源，其路坎坷難行，但到二十世紀女權初興，枷鎖在女性身上的腳鐐才剛卸下一半，所展現出來的精力反而強健。看吳爾芙才在劍橋吃了閉門羹，第二天又精神虎虎，直奔大英博物館去「追求真理」，追問的第一個問題竟是：為何「男子（學院晚餐）飲酒，女子（學院晚餐）飲水？」，就知道她舉重若輕、見微知著的功夫。女人一旦以「小心眼」去質疑男人的「大道理」，大而無當的盲點勢必一一曝光。

　　果然，知識最高殿堂裏面，男性大師論女人的著作汗牛充棟，卻無一能理性解答「婦女為何貧窮」的問題；某教授侃侃而談什麼「女性在智德體三方面的低劣」（The Mental, Moral, and Physical Inferi-ority of the Female Sex），反而暴露出男人貶低女性以張揚男性自我的騙術，以及父權社會必須視女人為第二性的心理機制，五百年來打壓女人的囂張跋扈男性形象就此原形畢露。吳爾芙在這裡談笑用兵，揶揄嘲諷無所不至，比西蒙‧波娃正面提出男人以女人為他者的觀念，整整早了二十年。

　　吳爾芙以十五世紀為起點，一路帶領讀者尋找歷史上的女作家。古早的歷史使女人空白，她便召來比歷史更真實的虛構人物──或是一個十六世紀的女巫被扔到波心，一個女子附了魔，一個聰明的女子兜售草藥，或者一個偉人有位賢母，她們共同的名字可以叫做莎士比亞的妹妹，那個未得機會發展的詩人──和哥哥一樣才華橫溢，但可能什麼都沒寫，就因為有志難伸而發瘋、自殺了。沒人知道她們，因為男人撰寫的歷史只會使女人健忘，而非使女人有記憶。

　　吳爾芙一方面提倡「雌雄同體」的寫作理想，再次強調寫作的物質基礎，一方面呼籲一個非虛構的、真實的「莎士比亞的妹妹」能在歷史中誕生。儘管吳爾芙的女性觀點被批評為「紳士派、唯美主義」（snobbery, aestheticism），認為吳爾芙關切的是「天才型女性」而不是一般普通的女性，所訴求的是「創造一個可以讓莎士比亞的妹妹發揮才華的世界，而不是一個平凡主婦可以合法擁有財產的世界」，但吳爾芙認為女性受制於異化勞動、受制家庭無償勞動，應是所有階級女性共同面臨的噩運。吳爾芙所謂「莎士比亞的妹妹若出生於勞動家庭就無法寫作」的說法，並不是對一般勞動婦女的歧視，而是對所有婦女受制於「服務男性」的勞動而無法展現自身才華的深刻同情。

　　對於女人的懷疑和思辯精神，吳爾芙提出的肯定，是一種相當大的鼓舞，過去婦女之所以「唯唯諾諾」，可能由於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但還有更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除了她們是否能夠自省、反思，誠實面對自己，不逃避女人所面臨到的各種難題、挫折、困境，如果男人都可以起而鼓吹女性主義，為何女人竟然如此不自覺？

　　回顧了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女性寫作」的歷史，審視這段漫長歷史中短暫的女性寫作歷程。歷來，女性作家若不是因為遭到譏諷而陷於憂鬱，就是逃離人群而自我封閉，直到十七世紀的碧恩女士（Mrs. Aphra Behn）開始進行「商業寫作」，也就是實際上是迫於生活而利用寫作獲取經濟收入之後，一場「比十字軍東征和薔薇戰爭還要重要的中產階級婦女寫作」歷程才算真正開始。

　　吳爾芙強調「經濟獨立」在女性自主上的重要性，而女性經濟自主的障礙主要來自婚姻、家務、生育「三大鎖鍊」。吳爾芙認為，只要女性被限制在「家庭」的牢籠中，缺乏賺錢和管理自己財產的機會，就會把經濟大權拱手讓給男性，沒有財產權，女性就只能永遠徘徊在知識和教育的門外。吳爾芙坦承，若不是她的姑媽墜馬早逝，留給她一年五百鎊的遺產，她很可能無法擺脫一般婦女的命運，在家操勞家務或外出賺錢以維持生活，而「想到（自己）那一點點天賦的才能，卻不能發展，無異於死」。在吳爾芙看來，「女性生育」和「女性寫作」是截然對立的，她指出歷史上傑出的女性作家，如珍‧奧斯汀（Jane Austen），喬治‧艾略特（George Elliot），勃朗特姐妹等，都是單身、不育的女性，因為沒有一個婦女在生育十三個小孩之後還能經營自己的經濟事業。

圖二：Jane Austen

圖三：George Elliot

　　若不是珍‧奧斯汀（Jane Austen）從小就受到其父喬治．奧斯汀（George Austen）牧師與其母卡珊卓拉．李（Cassandra Leigh）女士積極鼓勵文學閱讀、書寫創作，加上虔誠的奧斯汀在女方來自上流社會家族的協助和影響，在兄長亨利（Henry Thomas Austen）的資助下，也才能出版第一本小說《理智與情感》（又譯《理性與感性》，）。

　　然而從西元1920到1930年代，歐洲籠罩在兩次大戰之間的陰影下，女權運動處境尷尬，直到《自己的房間》書出之後四十年──在西元1960年代末期，世界第二波婦運風起雲湧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男性急欲從女子手中奪回戰時失落的工作機會，因此極力捧高女性地位、尊崇女性及婚姻的神聖，期望藉此將女性「送回廚房」而不要出來和他們爭奪賺錢的機會。許多女性就此被說服，乖乖回去做賢妻良母，重新回到只有柴米油鹽的日子。就這様，美國的婦女運動沉寂了好一段時間；一直到貝蒂‧佛利丹（Betty Friedan）所寫的《女性的奧祕》（又譯《女性秘方》，＜The Feminine Mystique＞）出版之後才又爆發了第二波婦女運動，喚醒了婦女追求解放和女性主義的意念──才真正發揮影響力，此書被列為必讀的女性主義經典，公認它為全世界女人打開了改寫歷史的空間，並激發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熱潮，至今方興未艾。

　　幸虧有如貝蒂‧佛利丹、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等人的奮力不懈，持續為女權運動喉舌，才能使得吳爾芙在《一個人的房間》中的經典名句："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going to write."（如果一個女人要寫小說或詩，每年就必須有五百英鎊的收入，和有一個有門鎖的房間。）不至於埋沒於歷史的洪流之中。

圖四：Simone de Beauvoir

參考文獻：

維金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一個人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張秀亞譯，天培出版社，1990年

宋國誠，＜形上的流亡：沒有答案的人生──維吉妮亞‧吳爾夫崩潰中的書寫＞

李碧鈴，＜女權運動與中國婦女地位的轉變＞

談廢除死刑的怪異論點

引用網友X的言論：

所謂「嫌犯」，本來就是要假定他們是無罪的。
在調查時得到其「明確犯罪」的證據，
才能證明他們有罪。
因為王文忠雖然一口咬定他們有參與，
但那可能是將死之人順便拖仇人一起下水的關係；
何況檢警在調查過程中，的確犯了很多錯誤，
包括無搜索票郤強行進入民宅搜索，而且又查不到什麼罪證，
加上不當刑求等等的，都有屈打成招的嫌疑。
辦案過程存在這麼多瑕疵，人權團體的訴求當然有理。

可是現在大多數的死刑犯，
在調查過程中一切合法，
也經過許多次的上訴和非常上訴，
他們未經過刑求，而且罪證確鑿，
甚至還可以進行現場模擬，
無論怎麼看都是罪該萬死。
這時有人佛心來的，
居然可以提出：
「此人雖然殺人且手段殘忍，是因為他的精神疾病無法控制本身行為」，
或者是「雖然此人殺人是事實，但我們要給他機會」，
或者是「雖然此人殺人是事實，但他當時恐懼東窗事發才出此下策」
或者是「此人已深表後悔，應該網開一面……」之類的理由。

這無論如何就不能讓人信服了。
因為調查手段的違法和瑕疵而造成誤判是有可能，
這些人犯也許真是無辜的，
那保證其人權是民主法治國家應為之事。
但明明是無可爭議的案子，
郤又留此罪大惡極之人在世，
該殺不殺，讓罪犯忍受長時間的精神壓力外，
還造成社會上一般百姓的不安，及受害家屬的心理折磨。
這樣一來，
這些人權或廢死團體表面上佛心來的，
實際上郤是專做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極惡之事。
該保的人不保，該殺之人不殺，
要法律何用，要這些團體幹什麼？

廢死刑？海地廢死刑了，大地震過後，
郤有多少人被執法者任意殺害？
太子港監獄又逃了多少終身監禁的人出去？
以色列也廢死刑了，他們又在加薩走廊殺了多少人？
當國家被獨裁者把持，或是內亂外患時，
廢死聯盟的人又在哪裡？
只會站在安全的地方高喊廢死刑嗎？

那些高喊著人犬，或者是廢除死刑以跟進潮流的團體們，
請捫心自問今天受害的是摯愛的親人、家人，
還能夠冷靜的抱持著同理心高分貝倡導：
「這些死刑犯都很nice的，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嗎？
尤其是在罪證確鑿的定讞後？

某部長的邏輯思考很明顯有問題，
跟已經放棄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犯下滔天大罪之人談人權，
不是在對牛彈琴嗎？
今天有人能夠出來保障這些死刑犯的人權，
那那些屍骨腐朽的被害者呢？誰來給那些奉公守法的被害者一次重生的機會？
「人無權決定他人生死」，所以那些死刑犯就可以囉？
二三十年後假釋出來又是一條好漢，有誰敢保證他們能夠百分之百的自新？
誰又來保證下一個被害者的人身安全？
當法務部長在上述保證都無法兌現的情況下，
又憑著哪裡來的自我感覺良好不簽署死刑犯？

中共對傣族其民族政策簡述

　　在開始探討中共對傣族的民族政策前，必須要先注意到一個中共在撰寫各少數民族歷史時，有很獨特的見解：是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毛澤東和史達林（Joseph Stalin）、甚至是周恩來的思想所影響著其政策走向。這一連串的民族理論貫穿了中共看待少數民族歷史的思維與角度，同時也是中共在制定統治少數民族的政策上，一個意義非凡的中心思想。

　　所有一切的原點，要回歸於馬克思在西元1843年發表的《猶太人問題》：

　　政治解放是資產階級革命，人類解放是指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要把一切受政治和社會壓迫的人民給解放出來，這也包括了世界各民族，以達到各民族完全的真正平等。

　　西元1847年，恩格斯在紀念波蘭起義的國際大會演說上發表他的想法：

　　任何民族當他還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要使各民族真正團結起來，就必須消滅現在的所有制關係。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同時就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的訊號。

　　這一句話意義深遠，因為他囊括了日後中共的民族政策與其思想。「資產階級的壓迫」橫亙了整部少數民族史。

　　毛澤東認為中國各民族在各方面都存在著交流，而這交流形成互相依賴的關係，不斷衝擊剝削階級實行民族壓迫，最終必會走向統一。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民族關係上表現出來的反動（被毛視為國民黨思想）需要在五個方面著手：一般（全世界皆有的民族問題）與個別（差別和特殊性）、整體與局部（中國境內五十六個民族的整體和各民族間的關係）、原則性（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和靈活性（根據民族差異性制定自治區）、抓矛盾點確立重點（反對大漢族主義，注重以社會主義的改革路線來幫助少數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發展）、調查研究。日後中共在統理少數民族的政策上，由毛澤東的五點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政策，周恩來著手規劃其具體內容。周恩來在中共建國初期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並修正當時國內流行的史達林的民族論點，使其和毛澤東的民族論點相互結合，形成適用於中國的民族理論。

　　敘述完中共其對於民族政策的中心思想的前提，再來要開始進入主題：

　　在中國境內的傣族多半分布在雲南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在此只描述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

　　在中共所撰寫的傣族歷史中，很強調一點：那就是傣族在遭受到中共的社會主義改革解放之前，西雙版納就保持著完整的封建領主制和奴隸制，一切土地盡歸召片領所有。召片領是領主集團的總代表，是西雙版納的最高所有者。耕種領主土地的奴隸，必須向領主繳納實物地租。奴隸耕種了領主土地後，也就失去其人身自由。《明史‧雲南土司傳》的＜威遠＞記載：

　　永樂二年（西元1404年），算黨為車里所擄奪其地，命西平侯諭之，乃還算黨及侵地。八年（西元1410年)，威遠州奏；其地與車里接境，累被各土司劫掠，播孟實當要衝，乞置巡檢司，從之。

　　由上引史料得知，直到十五世紀初，西雙版納及其郊近地，雖已發生封建性的土地併吞，但各部之間仍帶有奴隸制下的掠奪行為。

　　西元1911年，中華民國建國之始，於西雙版納設縣，但仍准第三十六代召片領刀承恩繼承車里宣慰使（十二版納的中央政府為車里宣慰使司，車里宣慰使是最高行政首長）世職，直到西元1949年第三十八代刀世勛時，中共宣布解放才停止召片領的世襲。

　　民國時期，傣族對政府負責的負擔仍舊沉重，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政府明文規定的徵收項目，一是官吏各式各樣的敲詐勒索。政府的明文徵收，有門戶税、行政費、渡口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稅、抗戰時期的救國公債等等。

　　在中共建國之初，就把馬列主義和中國各民族的實際情況，把實行自治區作為中共「解決民族問題方針」的辦法。西元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中指出：「少數民族聚集的地方，可實行區域自治。」依照國家法律的規定管理地方財政、國家的軍事制度組織公安部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於是乎，西元1951年2月，中共中央派遣的中央民族訪問團在佛海縣召開了西雙版納的各族人民代表大會，實際上是成立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第一次籌備會議。在5月的第二次籌備會議中，宣讀了《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草案》，其後通過了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名單，成立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然而，中共在成立自治區時碰到了幾點難題：

　　一、對於傣族的車里宣慰使和土司制度的存廢，中共以「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在歷史上受傣族的封建領主所統治，中共有義務確保各民族實行其民族自治權」的理由把以上兩項給廢掉。

　　二、以傣族為名的爭議：傣族在當時佔西雙版納的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二；哈尼族、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總合百分之四十八。這導致其他民族對於「為何自治區名稱單用傣族」產生了相當大的反彈。

　　三、西雙版納是傣族在西元1570年以後才出現的稱呼，反對人士抗議：「西雙版納是傣族宣慰使的統治區名稱，為宣慰使勞役、納款的負擔單位，有舊制度的氣味。」

　　四、自治區首府設置地點的爭執。一部分民族認為，首府地點的設立對他們而言，具有更多的資源可以運用，於是各地都爭相要求設置首府，最後在歷史背景、經濟文化、發展潛力等條件下，才通過以景洪縣的允景洪鎮為首府。

　　在中共或調停、或勸說、或強迫的手段下，終於在西元1953年正式召開第一屆各族各界人民大會。西元1955年，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區改名為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

　　中共在自治州下設立了財政局和稅務局，並實行「三照顧」，分別是：

　　一、流動資金比內地高，利潤留成比內地高。

　　二、對生活必需品實行最高限價。

　　三、對農產品實行最低保護價。

　　另外還有實行於邊界山區的「三免費」：小孩讀書、看電影、治病均免費。

　　除了海關稅、企業投資的收入稅外，農業、鹽井、茶、釀酒、屠宰等稅統收統銷，在西雙版納徵收的稅目只佔全國、全省的百分之五十五，稅率也較內地低，並免除了傣族重大節慶時的屠宰稅和自行車牌照稅。

　　毛澤東說過：「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幹部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自治州內培訓共產黨的幹部就是重要的一個課題。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黨幹部來源有兩項：一是由共產黨直接挑選物色青年參加民族工作隊，藉由土地改革運動、團結生產、反帝（帝國主義）愛國作為考察成績的評比；一是開辦學校和訓練班。

　　關於「和平協商的土地改革」，是共產黨針對西雙版納那些「階級壓迫制度、封建領主制度」，為了解放村莊生產力，擺脫中間剝削的高壓負擔所做的改革。原來在中國漢族農村的，採取狂風暴雨式的土改，在族群複雜，又有強鄰壓境的雲南是不適用的。所以中共採取了「和平協商的土地改革」。《和平協商土地改革條例》內明定：廢除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同時廢除領主和地主的官租、地租、勞役雜項、高利貸、貢賦、特權、債務，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至於在重新分配領主土地時，會預留一份和農民相同大小的地，讓領主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在大躍進時期，西雙版納出現了大量的高級社、初級社和十九個人民公社，由於社大人多，管理困難，再加上當時的「共產風」興盛，講究吃大鍋飯的精神，給西雙版納的生產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間，人民公社的發展達到了高潮，生產長期停滯，西雙版納內的人民糧食來自回銷，生活靠救濟金，生產靠貸款。文化大革命後，鄧小平恢復了定額管理、小包工、評工記分等辦法來重新刺激生產。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聯產承包到戶為主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並在西元1984年撤銷人民公社。

　　最後，在寫報告的三本書內，都會提到「少數民族在黨中央政策生活水準獲得了長足的進步與改善」之類的話語；但我在網路上找到的一篇關於溫家寶在西元2008年3月底訪問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時，當地農民提到了他們生活的諸多困難，包括農業生產成本高、鄉村衛生院條件簡陋、農村教師住房困難等問題，對照著書上十幾二十幾年前的照片，我不禁納悶，是否真有如書中所說「長足的進步」？

　　再者，書裡頭將中共的民族政策極度渲染美化，尊重當地信仰宗教、自治自由之類的話，甚至連民主這詞語都大剌剌的用出來了；不過事實真的是像中共所監控下完成的簡史那樣美好嗎？

　　少數民族在宗教上的信仰，常常不僅僅是簡單的信仰問題，而且是他們維繫族群生存、團結和發展的重要精神旗幟，是理性和感情的高度結合，甚至是生命意識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中共一方面指斥宗教是精神鴉片，一方面卻用權力和暴力強迫人民信仰馬列主義，這就對篤信宗教的少數民族人民帶來了致命的壓迫。中共和它的軍隊，中共和它的文革，中共和它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掌權者們對少數民族宗教、宗教設施及宗教事業的戮力破壞和摧殘，實在不能不說是對少數民族人民心靈的最大傷害和殘害。

　　雖然每一個少數民族地區都有所謂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的招牌；但是每一個自治區、州、縣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都必須是漢人，或必須是已經完全皈依了中共的共產黨黨員，都必須接受中共同級自治區、州、縣地方黨委全方位專制領導。這就將少數民族地區的所謂「自治」，全然翻作了一篇篇假話。這在漢族地區，人民尚因為自己是漢人而少了一分民族情緒上的反感。然而在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人民則無疑會對這種完全虛假的自治，充滿憤懣之情。

　　中共以馬列的「階段鬥爭」理論和毛澤東的「民族鬥爭問題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問題」的「鬥爭理論」為根據，在少數民族地區以進行階級鬥爭來實行民族鎮壓，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對於漢族人民、直至對於整個中國的巨大離心力量。因為無論中共怎樣地壓迫和殘害漢族人民，都還不會造成漢族人民的民族分裂和民族獨立意識。對於同漢族人民不同種，不同族，甚至是不同文字、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少數民族地區人民來說，中共用鬥爭的方法，專政的方式，特別是暴力鎮壓的手段來對付少數民族人民，無疑只能形成由民族壓迫所造成的民族對抗局面。而由民族壓迫所導致的民族對抗，其最後的結局，不是少數民族的消亡，便是少數民族的分離和獨立。由是，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問題，就勢必要演化成為少數民族地區人民與漢族人民的關係問題，直至和中國的關係問題。並且，國家認同和國家分裂的問題便會接踵而來。

　　因此，在閱讀中共出產的其各少數民族簡史時，我們不得不以更謹慎的態度，思索並考證中共對各少數民族的政策，其完善度是否真能如書中所言。

參考書目：

《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編寫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概況》，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一版。

李廷貴、范榮春，《民族問題學說史略》，貴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一版。

江應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一版。

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中國現代史辨》，Published by 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1999年一版。

原鄉

　　閉上眼睛之後再睜開，感覺整個世界都變得不一樣了，變成一個十足陌生的世界………

　　闔上的雙眼在熟悉黑暗的麻痺後，再度接受到陽光的溫暖時，反而感覺到一陣刺痛不舒服。試圖張開雙眼，抱著一顆因昏睡許久而感到沉悶的痛的頭緩緩從床上起身，看了看四周──原來早已經從那個還在陰雨綿綿的西雅圖，回到了自己位於台北的家，現在正在「自己」的房間之中。

　　但一切是多麼不真實啊！我遲疑了一下，確定的確是在「自己」的房間後，轉身下樓刷牙洗臉。大概是時差還沒調整回來，如廁的時間也比在西雅圖的家要蹲的更久一些，我找了找放衛生紙的附近，平常我會在廁所放張昨天的報紙，今天居然無法唾手可得，我想了幾秒，才恍然大悟說：原來現在是在「自己」家啊！

　　「要上到什麼時候呀？趕快來吃早餐喔！」母親的聲音就像幾十年未曾謀面的老朋友般，突兀的在門的另一側響起，我趕緊拿了幾張衛生紙，隨便擦了擦就趕緊穿上褲子走出廁所。

　　很久沒這麼悠閒的坐在客廳，一邊看著手中的台灣報紙內的國際新聞──在西雅圖時又算是在地新聞，一手抓著剛烤好的、塗了整片奶油的貝果大口咬下去。母親沖泡著香純濃郁的咖啡端了上桌，也順手拿起一片貝果。照理說，兒子剛回來，做父母的應該有很多問題想要問子女，例如「你在那裡還住得習慣嗎」、「吃的東西還合口味嗎」、「有沒有語言不通、比手畫腳的糗事啊」等等；但很顯然地母親是希望讓我吃一頓安靜至極的美味早餐。

　　等我吃完最後一片貝果，拿衛生紙擦完嘴巴，母親才開口說了第一句話：「這次回來要住多久？」

　　我思索了一下，老實說這次回來我也還沒規劃好要在這裡住上多久，倒是不必太急著回西雅圖，因為工作最近才因為升遷問題，讓我憤慨地遞出辭呈而已，剛好也想趁著這次機會轉換一下人生跑道，先回來充充電，沉澱一下再做打算。

　　「不知道耶，等到想走的時候自然就會走囉。」我折起報紙，若無其事的說道。

　　我怕我回答的太過冷血，傷了母親引頸期盼等待兒子歸來的那份心情，說話時還特地瞄了一下她那裡；不過看樣子母親真是一位堅強的女性，她對我這一席話絲毫不以為意，只回答了聲「喔」就把碗盤拿去流理台了。

　　我瞥了她一眼，隨即拿起報紙掩飾我寫在臉上的失落感，正好看到了報紙上聳動的標題寫著：

　　「麥當勞裡拍A片 日導演及女星被捕」

　　這不禁讓我啞然失笑。



　　想出門看看自己家周圍的環境在滄海桑田之後變成什麼模樣，於是我套了一件灰色皮夾克，帶了把雨傘就往外頭走去。

　　空氣裡瀰漫著一絲絲沁入骨髓的陰冷，搭配著節奏分明的雨點聲，在沒什麼行人的冷清街道上，我成了唯一的存在。

　　樓下那家學生時代常去的撞球館有一個很迷人的地方：跟老闆夠熟的話，老闆就會在你clean table之餘免費送你一杯摻了許多自來水的威士忌。復古的英國橡木式撞球桌，小小的空間內繚繞著路易斯‧阿姆斯壯（Louis Armstrong）的＜Blueberry Hill＞，偶爾夾雜著幾聲球入袋的咕嚕聲。

　　高中時有位滴酒不沾的朋友，剛好對打撞球十分在行。幸虧了他，我才能夠悠閒的坐在一旁，聽著薩克斯風的solo，默默喝著摻了水、有點稀釋過多的威士忌。雖然摻了水，不過這種似醉非醉的、恍恍惚惚的清醒感是最令人感到舒服的。

　　那可以算是一種逃避世俗的一種辦法。

　　回到現實。在經過那家店門口時，鐵捲門上積滿了厚厚的灰塵，上頭貼了張「出售 XX房屋」的字樣。我沉默不語了一會兒，便轉身離去。



　　沿著那家店往前直走了三個紅綠燈，接著向左轉，再直走了約略十分鐘，有一間規模不大的，用鐵皮搭蓋而成的土地公廟。原本是這附近最香火鼎盛的一間廟宇，後來在一場大地震之後把那座土地公廟的一磚一瓦都給震垮了，此後雖然重新建了一個給土地公棲身的地方，但香火卻逐漸稀零凋落了。

　　人們應該是想著，「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吧！當神明連自己都無法保佑獲得解救之時，人們又怎麼會去期待神明對他們做出保佑的動作呢？

　　到了西雅圖之後，我便很少接觸這類具有濃厚的傳統中國氣息的東西。也只有在農曆春節時，西雅圖市區內的中國城（China Town）才會舉辦類似的活動──說到底也只是放放鞭炮，舞舞獅龍，戴個大福面具，象徵性的模仿一下所謂的中國新年罷了。

　　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結果，就是原本想藉此來抒發思鄉的情緒，卻演變成一齣喪盡鄉愁的無厘頭鬧劇。畢竟，這也只是模仿而已。

　　到了廟前，想說上個香也無妨，就拿起了三支香。點了火，開始了固定模式的，類似禱告的向神明告解形式。想了良久，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就在心中對著土地公東扯西聊了好一陣子，最後在一句「請保佑我媽生意興榮」之下草草結束了和神明的對話。

　　把香照著順序一一插進香爐，並再用雙手合十拜了幾次之後，我在香爐前的空地旁─擺了幾張小凳子的空地旁，找了張折凳坐了下來歇息一會。

　　折凳附近看起來像是剛打完仗的死亡戰場似的，地上佈滿了菸蒂、菸盒、啤酒罐、散落的象棋和棋盤。其中有樣物品強烈映入我的腦海：有盆底部破裂的蘭花，根部裸露在空氣中，原本應該包覆根部的土從那破裂處散了一地。

　　我小心翼翼地把那盆蘭花用手捧住，丟到了附近的垃圾桶之中，再對它雙手合十拜了三下。對我而言，那盆蘭花，遠比在香爐前因煙霧折射而顯得模糊不清的土地公像，還要更為真實。



　　雨持續下著，似乎沒有在此刻雨勢瞬間停止，轉而放晴的跡象；我也持續走著，走向那我憧憬許久，對教徒而言就像聖地的存在意義一樣的地方。

　　雨聲的單調乏味降低了對時間的敏銳性。不知道走了多久，路上抽了幾根菸，喝了幾瓶啤酒，終於走到了那裡。

　　橋上的紅綠燈失靈般地紅──黃──紅──黃的閃爍著，雨勢的加大讓原本空無一人的街道上更充滿了沉浸於死亡空間般的空寂。

　　橋下是堤防。在我離開這裡之前，那片牆是充滿灰色系的枯燥空洞，現在經由一群默默無名的人投注心力後，牆上多出了街頭常見的塗鴉：粉紅色、綠色、黃色的內色和黑色外框所搭配的嘻哈字體；一群擺著各種姿勢的裸女圖像；一個畫得有點粗糙的骷顱頭，嘴上還叼了朵黑色玫瑰花。

　　這突如其來的不熟悉感，像狂濤駭浪般不停襲打著我的意志，我感到有些噁心，忍住那股想把這些陌生的事物全部毀掉的衝動一階一階走上堤防。

　　應該是空無一物的堤防上多了一排鐵製護欄，也貼心的在沿途添購了幾張鐵椅子。鐵椅被雨淋得溼透，那雨打在鐵上的聲響跟打在塑膠傘上的頗有不同，聽起來多了幾份尖銳刺耳。

　　應該是一條碧水的河畔也多了幾份綠意。原來空無一物的河道上，在連年的泥沙淤積下形成了沙地腹洲，有農夫異想天開地在上頭種種菜，甚至搭起一個臨時小木棚當作平時休憩之處。沒種菜的地方，就任由雜草叢生，有些草的高度要比常人更高。

　　我就靜靜地佇立在堤防上，瞳孔毫無反抗的吸收了這一切映入眼簾的變化。耳際彷彿響起那在撞球館時，曾令人流連忘返的＜Blueberry Hill＞，如水銀瀉地般滲入了此時複雜的內心之中，久久無法動彈。

　　接著，我轉過身，朝著天空仰望。除了一層又一層厚重烏黑的積雨雲外，已別無他物。就這樣，我伴隨著那個過去曾經陪伴我度過一段歲月的原鄉情懷，悄聲隱入了細雨的帷幕之中。

翹鬍子酒吧

　　在丹麥的哥本哈根，沿著海岸線環繞一圈的Dan street上行走。左手邊林立著紅瓦白牆（總是有些建築喜歡特立獨行）的閣樓洋房，右手邊是寬闊的彷彿無邊無際的水藍色運河。白色二桅帆船輕盈的在倒映著清澈天空的水面上滑行，帆上偶爾尾隨著幾隻優雅的白鷗。往遠一點的前方蘭格里尼（Langelinie）港入口眺望還隱約可見一個小黑點孤單的佇立在那，應該就是傳說中的美人魚雕像吧。古早的水手對海洋的神秘所懷抱的憧憬，經過雕刻家的細工而實體化，保存下值得千年流傳後世歌頌的美麗傳說。

　　即使走了那麼久（也許是舒適性對時間產生的麻痺感），藍天白雲依舊還舒適的漂浮在頭頂上，好像完全沒有任何移動似的。金髮老婦人穿著髒髒的綠圍裙在水果攤前噴灑著一些水。背著手風琴的吟唱詩人坐在一旁撫平漁夫帽上的皺紋。這裡的人走路慢到時間都快要凍結了，悠哉的步伐在石磚上流洩出緩緩的低階音符。而每個人（不論各種膚色、形貌、性別）臉上都掛著下彎式的眼角與上彎式的嘴角。

　　走過新式洋房的商業區後，雙臂迎接擁抱歡迎的是懷舊氣味濃厚的老式木房住宅區。這裡的生活步調就與剛才不盡相同，無論是說話的語調、姿態都明顯快了許多；不過唯一沒變的是，人還保持著天真開朗的笑容。走路像在跳佛朗明哥，說話像在唱馬賽民謠。此刻沉浸在歡樂的氣氛當中真是一件相當幸福的事噢。

　　轉個彎優雅的走進巷區之中，一路走走停停欣賞建築物的風格。屋頂的磚紅煙囪冒著裊裊淡煙，好像身懷在暴露著人工危險的迷宮中。最後在一塊斑駁泛黃的木頭圓形招牌旁定下腳步。招牌上有畫著兩撇往上翹的黑鬍子，以及朱紅的刺眼的幾個英文草寫：handlebar moustache bar。

　　推開蘋果綠的橡木門時，風鈴不小心打個哈欠，叮呤叮呤的作響。裡頭空間向中心點靠攏而凸顯了一點點不耐煩的小擁擠。門的正前方幾步是高約及肩的吧台，吧台前面有六個四人圓木桌。牆壁上沒有裝飾，只有平常在街頭創作地板畫的畫家們在上頭盡情揮灑他們淋漓盡致的創意。有潑灑顏料的混亂與衝突；有身分不明，看起來像毒販的女士肖像；有街頭塗鴉的藝術字體；有普普藝術的方格子圖塊；有超現實的空間作畫。

　　店內暴露在昏暗的橙光下，烘托出溫柔的氣氛。老音響撥放著德布西的＜夜曲＞（Nocturne），正好撥放到海的精靈（Sirenes），彷彿美人魚從蘭格里尼港來到了酒吧之中翩然起舞。這裡和一般的酒吧不同的地方在於，沒有嘈雜沸騰的人聲，沒有強勁的舞廳樂。和諧的味道充滿了整間酒吧，人在這裡彷彿與世界脫軌的微小裂縫中小酌著威士忌。

　　酒保神情愉快的拿大塊灰格子花抹布擦拭著一瓶瓶有點朦朧的玻璃啤酒杯。店長和門外那塊招牌簡直同一個模樣，黑黑的唇上留著兩撮翹翹黑鬍子，頭上戴頂紅黃相間、頂上有顆小毛球的羊毛帽。頭髮捲捲的，有點焦黃，散亂在兩肩上。身上穿著白色棉背心，裡面是藍黑長袖領口襯衫，墨綠色的七分喇叭褲，帶有一點東洋風味的日本木屐不搭的穿在腳上。一眼看起來就知道是個很有自我想法的人噢。

　　偶爾傳來魚缸抽水馬達咻咻咻的抽水聲，小金魚群悠閒的搖著鰭，搖著短短的尾巴。時間悄悄隱入了牆壁、酒杯、吧台、來來往往的人之中。所有人事物都還朝著下一個時間點前方一步一步移動，卻感受不到時間的任何存在。時間以其他形式躲藏在其他事物之中。你可以是你自己，也可以不是。

　　這裡真是個奇妙的地方噢。



　　Dan street是指環繞整個長堤公園與銜接蘭格里尼外圍的運河河畔小徑。當然沒有也不會有這個名詞，純粹只是我一時好玩而取的名字。

拜占庭的內政和貿易

一、前言　　

　　拜占庭帝國之所以能夠維持千餘年而不被歷史洪流吞沒，始終屹立不搖，帝國的貿易活動和內政制度佔有很大的優勢能夠支撐拜占庭帝國長年累月的四處交戰。包括阿瓦人、保加利亞人、薩珊波斯人、阿拉伯人等等，都無法成功將拜占庭帝國瓦解滅亡。在此就對於拜占庭（東羅馬）帝國的對外貿易和其帝國內政做一個簡單且概括性的描述。

　　從五世紀到拜占庭帝國滅亡為止，拜占庭在整個地中海貿易系統一直佔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以君士坦丁堡為核心，在地中海進行放射狀的商業據點連結絲綢之路，絲綢南路和北路的終點都為君士坦丁堡，便可得知拜占庭在世界貿易史上說是非常重要，整個地中海都是以拜占庭的貨幣作為標準通用貨幣。透過希臘人；猶太人、敘利亞人1、阿拉伯人、保加利亞人和義大利人的交易轉運，使地中海貿易在西歐莊園體制尚未崩壞前依舊活絡，即使是在拜占庭內亂時期，對西歐的貿易仍然能夠進行。

　　君士坦丁堡南邊是馬爾馬拉海，北邊是金角灣，東邊扼守赫勒斯滂海峽（Hellespont）的入口，城的南北兩面都各有一條狹長且可航行的海峽。這種地形除了是絕佳的天然海港要塞，易守難攻之外，更重要的是此地可以控制從愛琴海到黑海沿此行路航行來往的船隻。這對於海上關稅而言無疑是絕佳關卡。

二、內政：簡史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最後一任皇帝羅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遭到罷黜流放而滅亡。東羅馬帝國看似岌岌可危，然而靠著色雷斯的礦產和地中海貿易持續累積起來的財富，東羅馬帝國對入侵的蠻族採取繳貢以免除部份的侵犯。

　　在狄奧多西二世（Theodosianus II ,401-450）到查士丁尼大帝的這段期間，有兩位皇帝對日後拜占庭內政做出了具有重大影響的決策。李奧一世（Leo I,457-474）放棄以異族作為傭兵，開始在國內徵召兵力，此影響稍後會提及。阿納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在任內降低稅率2，並積極建造對國家有益處的公共工程上，如連貫黑海與馬爾馬拉海的「安納斯塔西亞牆」（Anastasian Wall）。在查士丁尼上任之前，阿納斯塔修斯一世已經為東羅馬帝國累積了足夠的資本（國庫存餘三十二萬磅的黃金、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3能夠讓查士丁尼四處征戰。

　　查士丁尼在位期間，領土擴展到東羅馬──拜占庭帝國時期的最大範圍；然而過度積極的向西擴張卻為帝國的財政帶來了危機，為了擴展領土而對東方的主要敵人薩珊波斯不斷的交付貢金以示好，西部的領土在連年爭戰後接收時又已經殘破不堪。查士丁尼掌管羅馬城時，居民已從百萬激降至四十萬，其中約略半數需要靠著教會的接濟才得以維生4。軍隊的隨行掠奪和查士丁尼的稅收壓榨，羅馬時期的灌溉系統任其荒廢不用，田地荒蕪，灌溉系統荒廢而還原到一片沼澤的地帶。在西邊連年爭戰而獲得的新領土殘破不堪，無法立即獲得大量稅收的情況下，長年的窮兵黷武和對薩珊波斯的連年貢金讓原本充裕的拜占庭國庫日益空虛。而最後一根壓垮駱駝的稻草，則是公元542年開始七十年間接連不斷的瘟疫5。查士丁尼死後，帝國無法靠著空空如也的國庫應付接連不斷的新敵人，以致於到公元618年時，拜占廷帝國四分之三的領土已經喪失：地中海東岸、埃及、利比亞和安納托利亞的大部份皆已落入薩珊波斯之手，色雷斯大部份、希臘、義大利被斯拉夫人、阿瓦人和倫巴底人分別佔據之。在這段時間，阿瓦人等異族又不停向拜占庭索取貢金，若是沒有可以運送糧食的地中海海運，以及巴爾幹半島的礦產，拜占庭可能就在這個階段無法熬過。

三：內政：行政

　　拜占庭帝國的經濟制度是現代的私人企業、國家管制和國營企業混合之一種經營模式。6帝國以省作為單位，建立一種軍事和行政結合為一的省單位，這為日後拜占庭帝國內部動盪不安，將軍權力凌駕於皇帝之上埋下了伏筆。在實行初期，由政府提供農民土地，作為服兵役的報酬。

　　在帝國境內，自耕農體制並未消失，在中後期基本上仍然適用於查士丁尼時代的農業法令。儘管如此，由於巴爾幹半島長期受到乾旱、水患、榖價間的競爭、農民租稅、帝國行政官僚的貪污腐敗，以及長期的戰爭，種種的影響造成小自耕農無法自己維持獨立耕作，紛紛依附到各大地主之下變成農奴，其土地被併屬於大地主戶下，形成類似西歐封建式的莊園制度，差別只是在於大地主們並無受到拜占庭皇帝的冊封和采邑。在邊境省區的農民相較於地國境內的農奴，所負擔的稅金較輕。

　　礦產資源歸於國家所有，不過大多時候是由私人機構向政府承租礦區並開採之。在拜占庭時期，希臘半島的礦資源就已經採絕殆盡；不過在色雷斯、本都和巴爾幹半島的礦脈資源依然可以足夠維持帝國的開採進度。後來拜占庭政府對於出租採石廠所訂出的條件過於嚴苛，乾脆收歸國有經營。

　　拜占庭的勞工階層，相較於當時的西歐算是較為自由的。除了在帝國東部的敘利亞、北非埃及的勞工，拜占庭便以強迫勞動的方式維護當地主要的一些灌溉渠道。公元542年起源自尼羅河沼澤地帶的瘟疫，奪走了拜占庭帝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其最大的影響便是整個國家喪失了大量的勞動人口，工資開始飆漲，物價也跟著水漲船高。當時查士丁尼企圖抑制物價和工資來穩定社會：「今特下令嚴禁此等抬高售價與工資之情形發生，建築包商或農工等業者，亦不得給予工人高於往昔之工資。」

　　拜占庭帝國底下設置許多國營的生產機構，凡舉軍隊、官吏、宮廷所需，都由國營生產機構直接負責。例如希臘本土原來就有小規模的絲織業，不過當地野生蠶的食物來源多半是橡樹、白楊或柏樹葉，吐出來的蠶絲品質並不如中國蠶絲。公元552年左右，一群從中亞來到君士坦丁堡的景教僧侶向查士丁尼透露並引進了馴化的蠶和桑樹。拜占庭政府開始壟斷某些絲織品和染料的銷售權，並透過低價競爭，限制民間絲織業的發展。

　　某些國營事業承擔著公共建設的工程和運送糧食確保供應來源等對國家而言非常重要的役務，而大部分的小事業組織也有例如修路、橋樑（奴隸公會）或是繳納稅金的役務。拜占庭內最重要的國營事業莫過於國家織造廠、軍械局等製造軍備的工廠、礦場。關稅也是拜占庭政府主要的稅收來源之一，除了在關卡設稅外，在港口也另外設有港口稅率。

　　構成國家收入來源的稅有土地稅、查士丁尼後又恢復徵收的「金銀稅」、人頭稅、房屋稅、公會稅、海關和港口稅、市場稅，此外一般農民還要負擔各省份的軍役，以及供應首都君士坦丁堡城民糧食和維持省份軍隊運作的雜稅等。其中土地稅佔全部稅額的最大宗7，然而愈到帝國晚期，大地主的勢力愈強，土地稅的重擔落到了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的身上，這些苛稅一旦壓得他們喘不過氣，就會有愈多人將自己土地放棄並任憑大地主不斷的併吞，而加入地主底下農奴的行列。

四、貿易：地中海沿岸

　　尼羅河三角洲盛產紙草蘆葦，在阿拉伯大食將造紙術傳入歐洲後，紙張成為埃及向地中海輸出的出口大宗品，另外麻布和蔗糖也是重要的出口商品。亞歷山大港也是拜占庭國內著名的造船中心，在這裡有拜占庭艦隊的軍事船塢，也有龐大的捕魚事業。

　　拜占庭──尤其是以宮廷為主的王公貴族，特別崇尚奢侈品。例如國營的絲織業就專門提供最高級的絲織品和紫色染料給王公貴族購買，衣著和長袍上多鑲上毛皮邊，某些人甚至在衣服上就直接繡上基督的故事。貴族之間特別喜好中國來的高級絲綢8，在查士丁尼時代，君士坦丁堡的絲綢幾乎來自薩珊波斯的轉手交易所取得，價格上自然又是翻了幾翻，直到公元552年引進馴化過的蠶，才可以擺脫拜占庭對中國絲綢的依賴性。

　　拜占庭由於奢侈品的市場需求，手工藝技術突飛猛進，並以君士坦丁堡為貿易轉運中心，黑海的鹽和奴隸、印度的香料、埃及的紙草和糧食、中國絲綢與瓷器、西歐的銀和毛織品在君士坦丁堡內來回交易，卸載貨再轉運到地中海沿岸甚至是西北歐、阿拉伯半島、印度和北非等地。拜占庭將本國生產的奢侈品絲綢、布匹、金銀製品、雕刻象牙、玻璃瑪瑙杯往地中海外輸送，從阿拉伯商人手中購得香料、香水、寶石、稀有金屬、檀香、麝香、樟腦、生絲、棉花、羊毛織品和地毯。

五、貿易：黑海

　　在528年之際，拜占庭和東方的薩珊波斯對抗之時，要想連接敘利亞到中亞的絲路，難度極高。查士丁尼時就把腦筋動到了和阿拉伯西南沿岸的希米亞爾部族（Himyarite）和非洲的衣索匹亞王國（當時稱為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建立友好關係上，兩國的位置控制著紅海南端，如果能夠經過此輾轉到達印度洋，拜占庭就能夠不必透過波斯商人的地利壟斷，獲得和東方貿易商品的直接機會，價格不必再受到波斯商人的控制而可以直接商談。

　　然而此舉還是失敗。查士丁尼遂鼓勵開闢新路線──黑海路線的貿易，從君士坦丁堡到外高加索的柯爾基斯（Colchis），再到粟特（Sogdiana），拜占庭的商人便可以和中國等東方商人進行接觸並交易之。這條由君士坦丁堡沿著黑海沿岸，逐漸演變成絲綢之路的北線，由怛羅斯北上，繞經裏海、黑海北岸，最後抵達君士坦丁堡的路線。拜占庭和斯拉夫人、保加利亞人、卡扎爾人和土耳其斯坦的遊牧民族交易的物品多半是未加工過的商品，如鹹魚、蠟、毛皮、皮革、鹽、蜂蜜、魚子醬、琥珀、奴隸、鐵銅金屬等等。黑海路線的貿易繁榮，帶動了基輔露斯（Kievan Rus）等內陸地區的商業發展。

　　在薩珊波斯滅亡後，阿拉伯大食取而代之，兩國一度平和。在拜占庭控制著紅海→阿拉伯半島→印度洋貿易路線的終點站亞歷山大港時，貢獻了大量的納貢稅金給拜占庭。另外尼羅河谷的園圃蔬菜水果產量不錯，於是園圃列入拜占庭和後來阿拉伯人的地稅項目之中。在亞歷山大港還為拜占庭領土時，每年可以向君士坦丁堡輸出二十六萬夸脫（quarter）9的園圃作物。

六、帝國的衰敗

　　查士丁尼法典對於教會財產的規定給予相當大權力的保護。教會財產，無論動產、不動產、租貸所得、農奴、奴隸皆不得轉讓；教會亦不得贈送、販賣或遺贈他人。這條法典給予教會日漸富有的依據，財富只准進不准出，而教會的最大實質領袖就是拜占庭皇帝本身，這條法令等於是宣告政府可以合法的無限制收編財產到教會名下，想當然爾在教會更加富有的情況下，中下階級的平民資產只會縮水不會增加。

　　當「屠殺保加利亞人的劊子手」巴西爾二世（Basil II,976-1025）去世之後，各省將軍像脫韁野馬一般開始不受控制，當握有軍權的將軍和地主階級聯合，控制農民軍隊來推翻或罷黜皇帝，帝國官僚遂將服兵役制改成了交付現金稅，希望藉此削弱各省將軍的勢力。公元1071年，當塞爾柱土耳其人奪下了拜占庭帝國兵力的主要來源──小亞細亞之後，即使不需要削弱，拜占庭也以元氣大傷，自此以後只好雇用外國傭兵，如諾曼人、日耳曼人、露斯（Rus）人、阿美尼亞人等等。外國傭兵的忠誠度遠不如本國士兵來的高，而且和本國士兵相比又需要大量的金錢，遇上戰況不利時常撇下雇主國家，戰鬥能力讓人堪憂。

　　從李奧三世（Leo III,675-741）到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905-959），他們都試圖針對土地壟斷進行改革。李奧三世的「破壞聖像運動」可以視為是對教會財富累積的一種反動，而君士坦丁七世也曾經發布一道和土地壟斷有關的命令：

　　我經常得悉，色雷斯的富人們無視皇帝頒布的、由天賦的人權中導出的法律，拒不服從我們的命令，繼續侵入農村。他們壓迫窮人，購買授與權和遺囑，把窮人從屬於窮人的土地上趕走。因此，鑒於這些情形……儘管我們的前輩已有令在先，禁止購買窮人的土地，但我們再制定一條法令，……所有膽敢侵入農村或搶佔窮人土地的人，必須立刻交出佔有的土地，不得拖延，不得申辦；無權要求償任何損失……。

　　然而綜觀拜占庭歷史便可發現，只要是和這道命令相似的土地命令幾乎都不可能有效的執行，因為那些執行皇帝命令的帝國官僚，本身就身兼地主階級，這種針對危害自己利益的命令怎麼可能去乖乖遵守。握有軍權的將軍遂和地主階級聯手，使為帝國行政單位的省變成少數家族掌控的龐大莊園。私人和教會的龐大地產阻礙減少了拜占庭帝國的稅收，此時王室貴族的奢侈仍舊和雇傭軍團的軍費使國庫支出不斷的上升。

　　拜占庭帝國的商業儘管因控制著地中海海權而發達，數額大、商品種類繁多，然而因為其國家對於私人商業的打壓（前面已經舉過的絲織業例子），不健全的信貸制度和禁止希臘商人在拜占庭帝國外貿易，交易彈性高且自由的威尼斯和熱那亞便很快的積極拓展商業據點和建立足以和拜占庭相提並論的海軍勢力。地中海的海盜猖獗，促使商人和船舶所有人合組公司來分擔貨物被搶奪的風險。亞歷克塞一世（Alexius I，1048-1118）和諾曼人的西西里海上作戰又再度消耗了大半國庫，拜占庭海軍再也不像從前如夠在地中海上橫行無阻。亞歷克塞一世只好去求助當時已經悄悄成為地中海上主要商業對手的威尼斯，與威尼斯達成一項協定：威尼斯人派出一支海上艦隊對付諾曼人，拜占廷則允許威尼斯商船自由地出入帝國境內所有港口，免去一切海關稅收。雖然威尼斯如願的擊敗了諾曼人，但此舉卻帶來無窮禍患。拜占庭賴以為繼的海關關稅喪失泰半，拜占庭在地中海貿易圈的壟斷權也逐漸受到威尼斯的逐漸控制而消失，和威尼斯的競爭優勢已經所剩無幾。地中海商人的霸權從拜占庭轉移到了義大利半島的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

　　威尼斯商人從拜占庭取得的特權，正一步步蠶食著拜占庭的經濟基礎。在國內免交一切捐稅的他們，遇上苛稅繁重的拜占庭商人佔有絕對優勢。曼紐耳．高木內諾斯（Manuel I Komnenos,1118-1180）為了壓制威尼斯人的氣焰，他把貿易特權同樣授予給熱那亞、比薩等城市，試圖牽制威尼斯人。公元1171年，在曼努埃爾一世的詔令下，拜占廷全國發生了驅逐威尼斯人的行動，全部威尼斯僑民被逮捕，他們的貨物和商船被沒收。威尼斯艦隊迅即入侵拜占廷水域，佔領了拉古薩和開俄斯，逼迫拜占廷賠款求和。兩國之間種種的不滿情緒日益升高，最後導致了促使拜占庭國力一蹶不振的十字軍入侵。

　　公元1204年，在威尼斯商人的設計之下，原來要攻打埃及的第四次十字軍轉向攻打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的財富被洗劫一空，運回西歐，威尼斯更直接控制了拜占庭的領土。此後就算拜占庭再度收復失土，但其國力早已無法再對抗歷史的洪流10──鄂圖曼土耳其的坐大。在君士坦丁堡被鄂圖曼土耳其人攻陷的前夕，整座城市只剩下五萬到七萬的總人口，能守城的士兵最多不過九千人。

七、結語　

　　拜占庭撐了千餘年後仍舊被消滅掉，在帝國後期苛政繁多，地主等優勢階級又身處國家官僚體系，從皇帝、將軍到王公貴族，無一不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擴充家族的土地。為稅最大宗的土地稅一旦銳減，國家便無法維持同時要兼管國營企業和對外爭戰以及海外貿易。讓農民改由繳交稅金的做法，也許能夠削弱軍人勢力；但農民又會因為多了一則稅，重擔壓肩無法負擔，最後又遭到地主吞併而成為農奴。無法徵召農奴當士兵，國家兵源不足只好請求外籍雇傭兵協助地國防務，導致軍隊向心力嚴重不足，根本無法應付外來敵人的攻擊，同時又要支付一大筆佣金。威尼斯等義大利新興商人勢力的崛起，又重重打擊了拜占庭在海外貿易長期的壟斷地位，曾經救過拜占庭帝國無數次的海權命脈現在拱手讓人了，交易量銳減連關稅都收不到。整個帝國晚期就是在沒錢→沒兵→找傭兵被打敗→支付佣金跟賠款→更加沒錢→更加沒兵這樣的無限循環之中，政府的財政早就無法再負荷任何一場對外戰爭，只能守城的結果就是眼睜睜看著對面的鄰居勢力不斷膨脹，而自己卻無能為力只能繼續守城的慘況。

八、參考資料

1.《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ianos）著，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2.《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詹姆士‧湯普森（James thompson）著，耿淡如譯，北京商務圖書館，1997

3.《世界文明史：拜占庭伊斯蘭及猶太文明》，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幼獅文化，1986

4.＜拜占庭在中世紀地中海商業復興中的地位＞，徐家玲，黑龍江大學《求是學刊》，1997第5期

九、注釋

1位於薩珊波斯和拜占庭中間地帶的敘利亞，其商人活躍於拜占庭的貿易體系中，使得拜占庭在文化、藝術和禮儀方面均帶有幾分東方色彩。──《世界文明史》卷11，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頁183

2他撤銷金銀稅（商品稅），減輕什一稅，並從市民團體（curiae）負責徵收城市稅收，改為由總督委派的稅吏（vindices）收稅。──《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詹姆士‧湯普森（James thompson），頁200

3《世界文明史》卷11，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頁158

4《世界文明史》卷11，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頁169

5普羅科匹厄斯（Procopius）《戰爭》一書中提到：這一場鼠疫肇始於埃及，然後傳到了巴勒斯坦，隨即傳到了歐洲。

6《世界文明史》卷11，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頁181

7查士丁尼課徵一種「聯保地稅」（epibole），此為當有地主無力繳納土地稅或遺棄土地時，附近地主要負起替他人負稅的責任。這項稅制更肥了富人、地主和官吏，對小市民而言是種無形的龐大負擔。──《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詹姆士‧湯普森（James thompson），頁213-214

8中國在西方古稱「產絲地」（Serica or The Land of Seres）。

9為英美所用的容積單位。──《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詹姆士‧湯普森（James thompson），頁202

1014世紀中葉，君士坦丁堡內熱那亞僑民的居住區收入，是拜占庭帝國關稅收入的七倍。皇帝被迫貶值貨幣，將王冠珠寶典當給威尼斯的銀行家。──《全球通史》，Leften Stavrianos，頁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