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隨筆 放逐

　　在Adelaide待了將近一個月，過完悠然宜適的城市生活，我又再度踏上了農場工作的旅程，這次的移動目標是Robinvale，一個位在Victoria省的小鎮，和鄰近的Mildura、Swan Hill並稱黑工三角洲，由此可見這裡黑工（意指沒有報稅，領現金，普遍薪資比有報稅的白工要低）的猖狂氾濫。為什麼又回到了農場工作呢？我不想在澳洲碰觸服務業，語言溝通的問題只是其次，主要還是我不喜歡面對人群，而且這種厭惡感隨著時間更迭而愈加強烈。農場中至少不用面對那麼多人，而且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就行了，我想除了獨立寫作以外，大概就是這種工作最適合我吧。

　　到了Robinvale後，愕然感不禁洩漏在臉上，這裡在各個工作網絡都是常常提供職缺的地方，沒想到整個小鎮給我的感覺比剛工作的第一站Maffra還更為荒涼（程度我是依據有無圖書館來判斷的）。小鎮街道上隨處可見馬來人、印度人、香港人，以及台灣人。這裡大概是我遇過最多台灣人的地方。

　　落腳的地方是廣大空地上鱗次櫛比的車屋，睡覺的房間是擁擠不堪的五人屋（睡三個人剛好，再加上下舖後就顯得狹擠），廁所、浴室、廚房都獨立在外面。這是一個大約六十人的團隊，成員幾乎都是台灣人和香港人，只有兩個日本女生。比我之前待過的兩個農場，工作規模都要大上許多。

　　但奇怪的是，明明聽著相同的語言，卻感受不到一絲想要接近的親切感，在先前待過的兩個農場，不論是台灣人、香港人、馬來西亞人，甚至是泰國人，都不曾有過這種強烈的隔閡感。我想是因為團體的規模變大後，更多人性醜陋污穢的一面被顯現出來，讓我不得不去疏遠和家鄉的人們交流的機會，對我來說，上一個工作的地方，那些馬來西亞華人在此刻反而更像是我的同胞。

　　最近一週天氣太熱，攝氏四十度就像家常便飯般稀鬆平常，大約兩點所有人就下班了。下班後我喜歡頂著熾熱的太陽， 一個人走路到距離車屋大約二十多分鐘的超級市場買點東西，有人問我難道沒有人要載你去採買嗎？多用運動當藉口，但心底真正所想的：我不喜歡麻煩別人，更正確的說法是，我不喜歡麻煩這裡的人。我寧可一個人靜靜瞧著被金黃色太陽暈染的墨瑞河畔，漫步在Robinvale College旁的步道，看著鳥兒在草地上曼舞。澳洲的天空和台灣相比更加清淨無瑕，早上時藍天白雲層次分明，入夜後群星明月爭相耀輝，我常坐在屋外的椅上，抬頭望著相映的燦爛星光，他們在漆黑的布幔上呼應作伴，而在澳大利亞土地上的我，確實感受到了如同《阿拉斯加之死》主角，孑然一身在雪地上的公車，靜謐等死的那種放逐感。

　　那種被全世界的普遍性，放逐到冷酷異境的孤寂感。現在的我，不排斥這種感覺；因為我了解，在燈火闌珊處，總會有一個人在等著我的。

　　所以我會選擇繼續等待下去，直到真正遇到那個對的人的那一天。

異邦人

　　剛來到Melbourne的第一個星期，我落腳在Flinders Street Station附近的Flinders Backpackers，那一帶是A-Lin的MV《大大的擁抱》主要拍攝的景點，忙碌的都市氛圍之中依然保有悠閒的英倫情調。這間Backpackers扣除掉夜生活多采多姿的Party Animals和一樓那越夜越熱鬧的Lounge Bar以外，似乎也沒有什麼值得特別挑剔的缺點。然而這價位長久住下來畢竟還是太貴了啊，我心底如此想著。於是乎我和正常的背包客一樣，在第一個禮拜的最後幾天，開始尋找我接下來的棲身之處。

　　和網路上找到聯絡方式的房東談好看屋時間後，我在那天的晚上買了一瓶兩塊澳幣的冰牛奶，一邊吹著微涼晚風，邊走邊喝牛奶，在夜晚的Melbourne街道信步著。不得不說，Melbourne CBD（市中心）真的是一座很漂亮的城市，古典與摩登在這座城市交織，譜出一曲優雅舒適的樂章（撇開入夜後散布在街道上有礙觀瞻的垃圾不提的話）。如果我不是一個患有濃烈思鄉情懷症候群的過客的話，我想我可能會被Melbourne的氣質所深深吸引著而考慮就此定居下來。我在King Street上緩緩走著，這裡相較於Elizabeth Street和Swanston Street或Chinatown等鬧區而言，這區域飄逸著略為冷冽的氣息。除了幾間餐廳依舊燈火通明以外，似乎很少看到行人來往的蹤影。

　　走了蠻長的一段路，約莫有三十分鐘吧，總算是走到目的地了。那是一幢現代感十足的白色華美大樓，一位印度男人正駐足在自動門的對講機前，徬徨無助的邊按對講機按鈕，一邊滑手機，看起來似乎是沒人能幫他開門。順帶一提，澳洲大樓內除了門鎖外，也有電梯鎖，光是幫外客開門是不夠的，若是屋主沒解開那層樓的電梯鎖，外客只能對著電梯乾瞪眼，因為他上不了那層樓。我笑笑地在印度人身後看著他焦急的背影，他在玻璃前發現了我。” Hey, sorry man, you first.” 我點頭向他致謝，按了十四樓某間房的門鈴。「你好？」對講機內傳來了熟悉的華語（澳洲稱作Mandarin，普通話），我向另一頭的人說明了來意，他馬上幫我開了門，我走進去搭電梯時，那位印度人傻傻地望著我，可能暗地在心中抱怨自己的運氣怎麼如此差勁吧。

　　到了十四樓，電梯門一打開，就看見了一位中年男性華人站在不遠處的門外等候著我，「快進來吧，我是這裡的房客，房東有交代我你會過來看房子。」「你好，不好意思打擾了。」走進屋內，兩旁分別是浴室和房間，正前方是廚房（正確說法只是流理台）兼客廳，客廳左邊用素色屏風隔住看不見裡頭，料理台後方還有個珐瑯色吧台，相當雅緻。「客廳是我和另外一位馬來西亞人睡的。」中年男子——姑且叫他K先生吧，他說。

　　寬敞的客廳流瀉著米黃色的燈光，偏隅一角的書桌上，關於多益和雅思的參考書零亂的散著。「那是房東留下來的，他有時會來這睡一晚。」K先生回答了我的疑惑。他請我坐在吧台前，電爐上的培根正滋滋作響，香氣四溢。「抱歉正在準備晚餐，想喝些什麼嗎？」K先生指著放在流理台上櫥櫃的紅酒瓶，我向他致謝，謝謝不用麻煩了，我還有沒喝完的牛奶呢。

　　「先讓我把晚餐料理完，我再帶你看看吧。我快餓扁了，今天都還沒吃到東西呢。」他從冰箱拿出保久乳和四片土司，夾著剛煎好的培根和蛋，自顧自的吃喝了起來。我雙手托著腮，環視了整間屋子。K先生咬著土司含糊不清的說著：「你是台灣還是大陸人？」

　　「台灣人。」我語氣堅定的回答。

　　「這樣啊，台灣是個好地方啊。我曾經跟團去過台灣幾次，是高雄的佛光山吧？馬來西亞有這種觀光團，去佛光山參觀聽佈道，包吃包住，行程由佛光山買單。另外九份啦，台北的幾個夜市我也有去過。真是不錯啊。」

　　K先生是個健談的人，一和他打開話匣子就一發不可收拾了，我們開始聊聊關於台灣和馬來西亞的一些事。不知不覺話題就帶到了政治。「嘿，你們的那個陳水扁，現在還被關在牢內嗎？」

　　「是啊，你們也知道陳水扁？」我略感驚訝的問道。

　　「當然啦，我們看台灣新聞大概比馬來西亞的新聞還要頻繁吧，哈哈。」

　　「這又是為什麼？」所謂好奇心會殺死一隻貓，氣氛舒暢的同時我忘記了和第一次見面的人其實應該慎選聊天的話題，幸好K先生並沒有很在意。

　　「馬來西亞這幾年越來越亂啦，馬來人欺負華人，政府貪污腐敗，治安差勁到不行，經濟我看也要完蛋了。現在馬幣一直在跌，在馬來西亞生活越來越困難了。」他喝完最後一口牛奶，接著說：「前陣子馬來西亞的紅潮你聽過嗎？」

　　「略有所聞，不過不是很清楚內容。」

　　「那和你們之前台灣的紅衫軍有點像啊，但不同的是這活動是挺那貪污政府的馬來人辦的，馬來人給我們華人扣帽子，說我們不尊重首相，因而走上街頭，堅持捍衛馬來人權利。巫統就像你們的國民黨長期在馬來西亞執政，只是他們處處保護馬來人，欺負我們華人。越來越多華人受不了，就跑到新加坡或澳洲來找工作。」

　　「抱歉，我不該問這些的。」「沒關係啦，這也不是什麼難以啟齒的事。」

　　我揣摩一下K先生的年紀，猜想應該不年輕了，好奇兼轉移話題地問他：「冒昧問一下，請問你幾歲了？看樣子比我大上不少。」

　　「快四十歲啦。兒子都在唸大學了。」我不可置信的瞪大雙眼，瞠目結舌地問道：「這麼早就結婚了！那你家人沒跟著一起來澳洲嗎？」

　　「我和我老婆離婚了，兒子在馬來西亞唸書，我一個人持學生簽來澳洲，來了三年多有了吧。」我再度向K先生致歉，又問到了敏感話題，他大氣的笑著說沒關係。我問他學生簽有每週工作時數限制二十小時，這樣會存不到錢吧？「當然是做黑工啦。洗碗工、清潔工、餐廳內外場、工地、馬殺雞⋯⋯這城市內各式各樣的工作我大概都做過了。」

　　我內心不禁興起一陣惆然，到底是什麼樣的動力能讓一個人放開家庭，離鄉背井，隻身在中年時跑到異國來重新打拚？此刻我並不知道，之後的旅程上還會遇到更多更年長的例子。

　　「你看，聊著聊著，都忘記時間了，都還沒帶你參觀環境呢。」我看了一下時間，已經九點半了，不好意思再打擾別人了。我隨著他參觀浴室和兩個房間後，向他致謝離開了屋子。回去的路途上，我一直在想著方才的對話，像咒縛般緊捆雙腿，讓腳步沉重萬分。

　　後來一些陰錯陽差的原因，我並沒能夠和K先生當成室友，儘管有些可惜，不過卻也莫可奈何。

　　之後在Maffra工作了一個月後，我又回到了Melbourne，短暫休息一陣子後再謀求下一份工作。巧合的是這次入住的backpacker座落在King Street上，距離那間大樓並不遠，可我再也沒遇見過K先生。這間backpacker對面恰好有一間lounge bar，每到週五晚上就是人聲鼎沸、徹夜狂歡的時刻。晚上待在房裡氣悶的我走出門外透透氣，有個穿著樸素的年輕女子佇立在一旁的巷子內，彎著腰乾嘔，彷彿連胃都要掙扎著脫逃出喉嚨似的嘔著。我瞥了她一眼，地上滿是消化未完的嘔吐物，帶了些許血絲。我上前去輕聲詢問她還好嗎（用的是英語）？她醉醺醺的雙眼迷濛的望著我——也許是我身後的招牌，左手一揮嚷道：「別來管我。」說的卻是華語。我定睛一瞧她的臉龐，原來是華人啊，既然如此就不必再刻意說英語了。

　　「妳沒事吧？」我緊皺眉頭問她。她搖搖頭，隨即又向地上乾嘔著。我走回backpacker內，倒了杯白開水，走到她身旁說：「喝個水吧，也許會比較舒服一點。」她拿起水來，像小白兔般一點一點的啜著，然後對我點了點頭。「謝謝你。」她小聲的說著。

　　「妳住很遠嗎？還走得回去嗎？要不要進來休息一會？」這間backpacker的入口便是接待處和交誼廳，上樓以後才是背包客的房間，外人在交誼廳休息一下應該沒關係吧，我想。

　　「沒事的，我就住在這裡。我自己走得回房間。」她指著這間backpacker說道。我點點頭，把杯子拿回，看了她一眼後便走回屋裡。躺在床上，想起以前大學時也曾這樣喝的爛醉如泥過，出了社會後反而未曾再這般掏心掏肺地喝過酒了。心底一想，睡意便悄聲襲至。

　　第二天早上，起床正打理著免費的早餐時，那女生手裡拿著馬克杯走進廚房，看到了我。「啊⋯⋯是你，昨天謝謝你了。」她一身純黑T袖兼牛仔褲，搭配她烏亮及肩的黑髮，連眼鏡都是黑白相間的粗框，我想她是發自內心的酷愛著黑色。

　　「那沒什麼。妳還好嗎？看妳昨天嘔成那樣，怪可怕的。」

　　「不太好，早上起來到現在頭還是又暈又痛，天旋地轉，唏哩嘩啦的。」

　　「喝杯牛奶會比較舒服一些。早餐吃了嗎？」

　　「還沒呢。一起吃嗎？」「好啊，只要妳別吐進我的麥片裡就行。」我笑笑地回答她。

　　就這麼誤打誤撞的和陌生女子認識了，還坐在同一桌吃早餐，心裡總感覺不甚踏實，算了吧別想太多，我邊吃著麥片邊想著。「你是台灣人？」她右手拇指搓揉著太陽穴問我，我點點頭。「真好啊，你們台灣都有合法的Working Holiday可以申請，不像我們還得用旅遊簽過來，再轉成學生簽或難民簽，才能繼續待在澳洲工作。」

　　「妳不是台灣人？我還以為妳是台灣人。」我難掩詫異的臉色說道。

　　「我是馬來西亞人。來澳洲多少年啦我想想⋯⋯差不多兩年多了吧。」

　　「妳在City裡工作嗎？」

　　「沒有啦，我才剛離開Queensland不久，來Victoria這找下一份工作。」我唯唯諾諾的應和她，舀了一湯匙的麥片往嘴裡送。「好像初次見面問這個問題不太禮貌，不過妳昨天喝得真多啊，是遇到了什麼不順心的事嗎？」

　　她彷彿看到三疊紀時的巨大蟑螂般，驚訝的注視著我，我不安的推推眼鏡，咽了一次口水。「抱歉，我太失禮了，冒犯到妳的話跟妳說聲不好意思⋯⋯」

　　「其實真的蠻沒禮貌的，不過還好我在這裡已經習慣了。」她緩慢地攪拌著馬克杯中的咖啡，混濁的內心隨著湯匙晃蕩。「算啦，這也不是什麼難以啟齒的事，跟你說了也無妨，說不定心裡還會比較舒服一些。」

　　「你知道澳洲一年核發給馬來西亞的WHV（Working Holiday Visa）數量有多少嗎？」我點點頭，先前和K先生聊天時他有略微提到。「那是一組很讓人絕望的數字啊，有多少馬來西亞人不惜跳機當難民也要離開這個國家，我無法去怪罪澳洲政府對馬來西亞人的苛刻，只是我對於離鄉背井的最終，只能選擇相同道路的自己感覺到深刻的悲哀而已。」

　　「我之所以會離開先前工作的地方，是因為先前移民局派人來我待的那間農場突擊抓非法移民。我是和我男朋友一起來澳洲的，當時我人剛好在工廠外頭，他在工廠內裝箱，就這麼被抓個正著⋯⋯他被遣返回馬來西亞，我算是僥倖逃過一劫嗎？我也不知道，但我需要一個還能夠繼續待在這個不屬於我的世界的理由。於是我來到了墨爾本，想喝一點酒來讓自己舒服一些，後來就變成你昨晚看到的那副德性了。」她一口氣把變得稍涼的咖啡喝光，面帶嫌惡的望著馬克杯。「應該不要那麼衝動的。」

　　我一臉不知所措的望著她，腦中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她的故事。她見著我的表情，淺淺一笑，說：「不需要擺出這副表情啦，世界還沒末日，人生依然要過下去，也許我會多待個一兩年，然後就回馬來西亞。畢竟我的一切還留在那裡，儘管那裡糟透了，卻還是我的家。」她說完後站起身來，拿起馬克杯：「好像說太多了，總之謝謝你耐心聽我說完，祝你有個愉快的一天。」她走了，我仍在思緒的旋渦中不斷地打轉著。

The first month in Melbourne

時序七月底，南半球的冬季即將邁入尾聲之際，我抓住了它的尾巴，拖著全然新奇的行囊，一個人風塵僕僕的來到澳洲的墨爾本。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國，然而這第一次就得在一無所悉的國外待一年，有時真不禁替自己的衝勁捏一把冷汗。

人行道上白樺樹的枝枒仍未萌發，光禿禿的佇立在一旁，靜靜凝視著來來往往的過客們。各種鳥兒不畏人群地在街道上閒話家常，在澳洲欺負動物據說是要罰款的，我想因為如此鳥兒們才敢無所畏懼的到處衝鋒陷陣。

和台北相比，可能墨爾本才算是個真正的國際城市。便利商店的店員多半是印度人，Shopping Mall 裡也能看到頭帶包巾的穆斯林女店員站在櫃台前低頭俯視著櫃內的手錶琢磨一番。Massage 裡以亞洲人為大宗：台灣人、日本人、香港人、馬來西亞人……當你停留在窗戶前打量著上頭的價目表時，他們會衝百米賽跑般到門口親切的問你："May I help you? Massage?" Queen Victoria Market 應該是墨爾本市中心內最大的露天市場，在這裡同樣可以瞥見亞洲店員的影子。當然，最多的應該還是來墨爾本炒地皮炒到被澳洲人抗議的中國人。

墨爾本又被稱作"Little London"，儘管我沒去過倫敦，我還是在這座城市內感受到了許多維多利亞式的古蹟，正悠悠訴說著這個地方的歷史。當然墨爾本也有著大量新穎的辦公大樓，或是讓人摸不著創作概念的後現代建築(例如像RMIT University 在市區的建築群，我曾經和室友無聊去他們的open day聽各系所的入學介紹，就像大型博覽會一樣熱鬧)，新舊交織的佈景並不顯得衝突，反而替這城市增添了更多宜人的氛圍。

墨爾本人似乎很善於包容雨天，即使是下著傾盆大雨的現在，撐雨傘的人還是不如淋雨的多。大部分的人都是戴上外套上的連衣帽就走了，我走在街道的路上甚至還有穿著運動背心和慢跑短褲在雨中慢跑的澳洲女生。Cool，我這麼想著，也許在這裡他們不需要擔心酸雨吧。

用手機打文章真的是非常不方便，今天就這樣吧，有時間我再來補充。

心情隨筆 停滯

　　進入六月之後，一直縈繞著心頭上的煩躁感終於被解除了。除了一邊計劃著新的旅程，一邊看了一些書充點電。腦袋中有許多的 plans 正在排隊等候處理，但最讓我掛在心上的還是《雨天》的撰寫進度。

　　之所以遲遲無法動筆繼續寫下去，我想是因為我的思緒陷入了「修辭與結構的雙重性泥沼」之中。在推敲進度時總是會依循著先前的文章，卻發現自己內文結構的不足之處，想利用更多的修辭或理論來讓內容更加完整，然而一旦進入了該思考領域後，下筆這件事就會窒礙難行地讓人無所適從。「該用什麼修辭？」「是不是應該寫得更複雜些？」這類的問題就像盤旋在佳餚上的蒼蠅般煩人，可惜想趕走卻揮之不去。

　　早先在高中時，我曾發過白日夢，壯志凌雲的想將自己過去吸收來的知識建立起一套屬於自己的理論，就像亞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生涯末期想要建構起一套能夠包含所有物理交互作用的統一場理論（Unified field theory）一般。最終他失敗了，他必須忽略那些矛盾才能構築他的思想體系，然而就是那些眼不見為淨的矛盾毀滅了他的理念。我想當時的我也是遇到相同的問題，我處理不來那些潛藏在深層意識下的各種矛盾，所以最後我放棄了這工作。隨著時間推移，沉澱了更多的知識和價值觀後，我大概再也不會碰觸這項困難至極的挑戰，人是會變的，但真理（或可解釋為我想要將之統一的思想體系）不會，所以我根本做不到統一。

　　和寫文章一樣，既然做不到的事，那就選擇放棄這份執著就好了。「心之所向，文之所暢」，順著自己的心意去寫自然就能夠湧生出許多想法，剩下的工作就是將這些想法轉譯為文字，讓意念單純化，不要再挾帶或加諸各種雜亂無章的思緒在文字上，形象自然能夠立體化。

　　思緒奔騰無邊無際，吾輩只能盡其心力。

關於寫作這回事

　　（原文寫於05/17/2013）

　　前幾天無意之間瞥見了某位一樣正為著寫作而奮鬥的同好，稍微看了一下他的部落格，嗯……心裡突然湧生出了一些想法，是關於目前寫作所累積的一點心得，趁著還是放假狀態回來分隊時寫下來，免得怕自己忘記。基本上我還尚未拜讀過史蒂芬‧金（Stephen Edwin King）的《談寫作》，所以以下通篇都算是我自己在求學過程中，獨自摸索關於寫作的一些感想。

　　就我自己的想法，寫作主要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一、吸收：在還沒開始嘗試寫作之前，先去閱讀所有在寫作時可能會使用到的資料，或者是不同類型的知識，以及拜讀同行的作品群。我覺得知識的廣度尤其重要，畢竟每一部作品所用到的資料範圍和類型皆所不同，其實平常在閱讀時自己先建立一個資料庫，等到需要撰寫相關方面的作品時再來調閱就夠了。然而，若是作者本身沒有足夠的知識，作品的深度和結構就會不足，或是下筆時無從發揮。這一點是我的切身之痛，總是書到用時方恨少……現在就很後悔為何在大學生涯時沒有好好對哲學和中國古典文學上做功課，沒有去試圖學習電影手法中運鏡和佈景的部分，沒有多看一點電影，沒有多蒐集一些專輯……反正就是什麼都不夠就對了。搞到現在大學學過的心理學也快忘的差不多了，又得重新來過。這一階段是寫作中最重要的步驟，持之以恆的閱讀才能夠擁有源源不絕的靈感。

　　二、模仿：吸收到開始產生屬於自我的想法後，就可以開始試著寫些東西了，先從小品文、散文、日記等一些結構比較鬆散的文章開始寫起。然後，找幾個自己喜愛該筆觸的作家，用他們的調性去寫詞句，以至於到文章佈局，像一點也無所謂，反正這個階段本來就是要強迫自己寫東西，拾人牙慧是應該的。

　　三、建立：等到寫出一定數量的作品後，腦中自然慢慢會建構出真正屬於自己的中心思想，用這股核心來建立起自己的思想體系吧！這個思想體系將會影響自己接下來創作的作品一輩子；不過不代表這中心思想不會變動。相反的，隨著人生經歷的推進和閱讀的數量的增加，這個概念會形成一個有彈性、可變動的思維模式（總不可能你二十歲和四十歲的想法會一樣吧？）。這種心智上的轉變並不妨礙寫作觀點產生的矛盾，反而能增進寫作技巧的增進和觀點角度的廣闊。

　　四、轉譯：將滿腹想法轉譯成文字、語言、影象等能夠運用意象表達的手段。這一階步驟有賴平時持續不輟的寫作練習和閱讀，才能夠在書寫時無旁滯礙。儘管在寫作時會碰到無法將內心的想法一字不漏，或是言簡意賅、辭意暢達的通篇轉譯成功──這很正常，就像翻譯作品一樣，無法將該語言的精髓給完全嶄露出來；然而只要能夠將想表達的靈魂給展現出來就夠了，因為轉譯這個動作本身就帶有一定的侷限性。但是寫作就是這麼一回事，若是要將自己掌握的住的思想體系給顯示出來，文字的洗練是必須且重要的。如果文字無法搭配想法相輔相成的話，那麼寫出來的東西必然會偏離當初想寫之前的構想。簡單來說就是等級不夠就想越級打怪，等到面對大魔王時才發現自己的鈍劍無法砍傷怪物堅硬的外皮，自己的破盾無法抵擋魔王鼻孔的噴氣。

　　簡單談一下當兵至今的進度好了，從服役到現在的閱讀量大約是平均一個月三到四本書，坦白說有點少，不過也莫可奈何，畢竟消防隊這種單位並不是隨時都能有自己想要的固定空閒時間，出勤導致的分割零碎時間佔了絕大多數──況且東西寫到一半時倏地被打斷的情緒，並非坐在電腦桌前等個三秒鐘就能夠立刻平復的。不過有讀總比沒讀好，儘管我想汲取的資訊還有太多未完成。

　　寫作的話，就和之前的狀態一樣，斷斷續續的仍然找不到一個規律的平衡點來維持住進度，是有緩慢的在前進了，不過何時能夠寫完還是未知數。大綱和結構都已經打擬的差不多了，只剩下開始動筆之後一些枝微的細節需要修改而已，應該吧 ……能夠如此順利的話就好了。

不可含怒到日落

　　"Let not the sun go down upon your wrath." [Ephesians 4:26]

　　已經有一段時間沒能定下心來隨手寫寫東西了，日常生活的勞碌依昔，為五斗米折腰的畫面每天持續上演著。很難說有從中體悟到什麼新目標或人生大道理，只要不會餓死即算功德圓滿，這才是生命的真諦。

　　最近身體微恙，感冒拖了一個多禮拜仍不見好轉。自從沒再運動後，免疫力就如辛巴威股票市場一樣持續下探深不見底，想開始做些關於嶄新旅程的準備卻感力不從心。倏忽之間即將要進入黃梅時節了，時光殘酷不待人蹉跎的道理一直都明白，但始終必須親身體驗過後才能真正感受到其無情。

　　不想再為情緒牽連身體狀況，所以我最近一直保持著淡然的態度在生活著，發現這樣其實並不壞。每天憤世嫉俗的對生活週遭的一切感到忿恨不平，這情況也不會獲得改善──因為別人根本不會也不想去在乎你當下的感受，依然故我的自以為是。既然如此那我選擇自我調適就好了，反正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我也不想再去期待別人變成自己期盼的模樣，只要能夠靜靜的生活著就好了。

　　「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

　　吾期許以此道而志之。

隋唐河運

　　壹、前言：

　　隋唐時期的交通發展為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重要轉捩點，變化最為劇烈，影響國內外亦巨大且深遠。原先構想將隋唐時期的陸路、河運、海道的運輸體系和其交互作用，包括驛站制度、轉運機制做一個概括性的描述；後礙於篇幅有限，故僅針對河運部分作介紹。

　　隋代以大興城和洛陽城為軸心，在原有的天然水道基礎上，又新開鑿一條前所未有的南北大運河。中國自此有了橫貫南北，溝通五大水系，連接今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各省的南北交通大動脈。南北大運河的開鑿不僅對中國水運交通史上具有突破性的貢獻，亦帶動了後來中唐以後至兩宋海上絲路的興盛。

　　唐代的水運承襲隋代的基礎建設，貨運以河運為主。其中南北大運河將江淮地區和兩京地區、西北邊鎮連繫一起，運河成為唐代賴以存亡的經濟命脈。故終唐一代勤於疏浚河道、開鑿新河、護衛運河、健全漕運制度，將河運網絡擴展至浙東平原和嶺南地區，連接海運港口，進而將海上絲路和陸上絲路做銜接，把運河事業擴展至鼎盛階段，河運的交通地位躍居為全國之首。

圖一：隋代疆域圖（註一）

圖二：唐代疆域圖（西元669年）（註二）

註一：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冊五，頁3-4
註二；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冊五，頁32-33

　　貳、隋唐時期的國內河運交通：

　　一、隋代河運

　　中國的自然水道，由於整體地形西高東低，河流多為東西向，不利於南北向的溝通。隋代由北向南排列的自然河道，大致有濡水、桑干水、滹陀水、濟水、漳水、汾水、洛水、涇水、渭水、黃河、淮河、斜水、褒水、故道水、漢水、長江、浙江、贛水、湘水等。在隋朝伐陳統一天下後，便建立起大興至洛陽為主的河道航運路線，除了運漕糧外，亦可運兵打仗。（註三）

註三： 劉希為，《隋唐交通》，頁10

　　黃河及其中下游主要支流渭水、汾水，是關中地區連接關東（註四）和河東（註五）的水上要道。隋政權也利用黃河和渭水、汾水來運送漕糧。斜水、褒水是關中通往漢中，連接秦、蜀地區的水上要道。漢水是關中溝通襄陽、沔陽、江夏諸郡的水上要道，亦是江淮地區連接關中的另一條水道。長江主道西連巴蜀，東接江夏、九江、江都、吳郡。淮水是黃淮平原的水上要道，西接桐柏山區、東連黃海，其支流可和黃河相接。浙江是溝通東南地區的水道。贛水、湘水是嶺南地區通往淮南、江表諸郡的兩條主要水道。

註四：今河南、山東、皖北、蘇北地區。
註五：今山西。

　　不過在隋朝的河運中，真正重要且有劃時代意義的是人工運河。人工運河打破了南北向自然河道運輸的侷限，對中國國內外的運輸、經濟、文化影響巨大。開皇四年（西元584年），隋文帝楊堅以渭水多泥沙、漕運不便為由，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引渭水鑿渠，名為廣通渠，大致沿漢代舊渠道開鑿。開皇七年（西元587年），文帝為了南伐陳朝，而將春秋時期的邗溝故道加深鑿廣，名為山陽瀆。開皇十五年（西元595年）為通漕運而鑿底柱（註六），底柱為洛陽入陝必經之處。

註六：今河南陝縣。

　　大業元年（西元605年）隋煬帝楊廣徵招河南、淮北郡民開通濟渠，自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自板渚（註七）引河沿滎澤（註八）東流入汴（註九）；又自大梁（註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通濟渠利用自漢魏以來自然航運條件較好的汴、泗水會流故道，加以人工疏濬開通。隋煬帝在開通通濟渠後，將此經驗再用於開山陽瀆、永濟渠和江南河上。同年隋煬帝也同時徵召淮南十萬餘人開邗溝（山陽瀆）。隋文帝時期僅在邗溝已有基礎上，於博支（註十一）湖與灣頭之間另闢邗溝東線新道，由於東線曲折不便，故煬帝再鑿西線直徑，改從山陽（註十二）通淮河，南由揚州接長江。煬帝開通的人工運河中，以通濟渠和山陽瀆的航運吞吐量最大，社會和經濟效益最高，是江淮地區和大興、洛陽溝通的重要路線。 

註七：今河南鄭州市滎陽縣汜水鎮東北處。古連汜水，現在在黃河北岸。
註八：即滎陽。
註九：即汴水，今中牟縣北境、開封市南境。
註十：又稱浚儀，今開封市。
註十一：今寶應東南。
註十二：當時入淮水口由末口改至山陽。劉希為，《隋唐交通》，頁12

　　大業四年（西元608年）隋煬帝徵召河北諸郡民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註十三）。沁水自山西始，流經太行山谷，到河南入黃河，水源豐沛且勢盛，入河處離通濟渠的板渚極近，舟船容易渡河到通濟渠。永濟渠是聯絡薊城和大興、洛陽的水上要道；之後隋煬帝出兵高句麗時，永濟渠也是運輸漕糧和士兵的主要補給線。後來由於沁水會清水段容易泛濫，加上過天津的桑干河段泥沙淤積影響，通航時間不長。

註十三：今北京市。

　　大業六年（西元610年）煬帝下令穿鑿自京口（註十四）至餘杭（註十五），由德勝埧入錢塘江。值得注意的是，江南河的開鑿並不見於《隋書》和《北史》，可能是江南河早已存在，而煬帝只是再加以穿深、鑿廣並截彎取直。隋煬帝為了加強對三吳（註十六）的軍事和經濟控制，重新對現有的江南河基礎上疏浚，以便於東巡展現政治實力。江南河的穿鑿使江淮和三吳地區的水上交通連結系統完備化，擴大了長江和錢塘江之間的航運量。不僅如此，東接明州（註十七）直通海外，西銜大興城和歐亞絲綢之路，將陸運、河運和海運路線做一個完整的串連。

註十四：今鎮江市。
註十五：今杭州市。
註十六：今蘇南、浙東地區，即長江三角州。
註十七：今寧波市。

　　隋文帝開鑿廣通渠，乃為了運輸關東粟帛漕糧至大興城。隋煬帝過急的廣鑿運河，勞役過重又大興土木，導致「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註十八）；但不可否認的是煬帝建立了一套以洛陽為中心，西通關中，北抵河北，南達江淮、三吳地區，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形成全長兩千七百餘里的扇形水運網。

註十八：《隋書》卷二十四＜食貨＞

圖三：隋代運河分佈圖

　　二、唐代河運：自然河道

　　唐代的貨物運輸以水運為主，因為水運比陸運還要便宜許多，而且貨運量更大，中途損耗亦較少。水運至唐代已發展完備，以長安、洛陽兩京為軸心的水上交通網，形成「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詣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私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註十九）鼎盛之說（註二十）。唐代水運路線除了和陸運驛站連接以外，也設有津梁驛館，有專門機構（駕部司）和官員（駕部郎中和員外郎、館驛巡官、館驛使等）來管理陸、河運傳驛，運輸網絡性能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就唐代全國各條水道的重要性而言，南北大運河為第一，長江次之，黃河第三，淮、漢、贛、湘、西江在黃河之後。此時兩京和邊陲所需資源，已開始由中原地區逐漸轉向仰賴東南地區，江淮地區水道密布，使物資運輸極為方便和便宜。

註十九：陶希聖編，《唐代之交通》，頁88

註二十：劉希為，《隋唐交通》，頁76-77

　　唐代自然水道很多可供航行貨運之利，南方地域有西江、閩江、浙江、長江等大水系，北方有黃河及其支流渭、洛、汾、濟、漳、淇諸水。河有渡津橋梁，設有水驛，負責機構需要經常疏浚修葺。以上的自然水系多為東西向，不利南北溝通，除了兼以陸運協助運輸外，唐政權亦在南北大運河的維修和疏浚上下很大的功夫。

　　南方多水，河流縱橫，又多湖泊，自然水上航運條件極為優越，以長江為主線的東西幹道連接南部地區諸水和湖泊，溝通南方各州郡的貨運。湘水源於今日湖南、廣西之間的分水嶺，北經衡州、潭州進入洞庭湖與長江相連，西南可經永州、全州、臨源（註二十一）、靈渠（註二十二）連接桂江上流漓水。隋唐時期往來京師、廣州者多取湘水而行。

註二十一：今興安。

註二十二：靈渠為秦代時開通，東漢馬援曾加以修繕，至唐敬宗時李渤又再將其修鑿。在唐代靈渠已是嶺南地區連結中原的水運樞紐，嶺南貢物可循此道上湘水進入中原。

圖四：湖南地理圖與湘江

　　贛水發源於今江西、廣東交界的大庾嶺，北經虔州、吉州（註二十三）、洪州（註二十四）流入鄱陽湖再注入長江。自唐玄宗時張九齡開通大庾嶺新路後，可連接經大庾嶺南流的湞水（註二十五），西南經韶州可抵達廣州。此條水路程短又便利，此後直到宋代，嶺南貨物多經此路取道揚州運往洛陽、長安，京師往來廣州的商旅亦多改道於此。

註二十三：今江西省吉安市。
註二十四：今江西省南昌市。

註二十五：今北江。

圖五：江西地理圖與贛江

　　在兩廣之間，尚有郁水、潯江、漓江、桂江、西江等自然水道。鑑真第五次東渡在海上遇襲漂流到崖州（註二十六），就是沿雷州半島北行到廣西始安郡（註二十七），再由水路折返向東行至廣州。此外在唐咸通八年（西元867年），安南都護（註二十八）高駢下令鑿開由安南至邕管（註二十九）水道上的巨石，使由交州到廣西的水路暢通無阻，其漕運完全利用上述的西江水系進行運輸。

註二十六：今海南島。
註二十七：今桂林。
註二十八：治所交州，今越南河內。

註二十九：今廣西省南寧市。

　　長江北岸最大支流為漢水，發源於陝西寧強縣北蟠冡山，流經陝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及中部，從漢陽流入長江。漢水從南方到襄州（註三十）和洋州（註三十一）者常利用之，北連丹水可至商州，連灞水可至京都，與渭水相通。漢水在洋州界向北有駱水，在梁州（註三十二）界向北有褒水，褒水北和斜水道通過的短距離陸運可和渭水相接，這即是有名的褒斜道。褒斜道起源於漢代，是關中連接巴蜀的交通樞紐。唐代曾開斜谷道水路運漕糧至長安，日後雖常為沙石所阻塞，但在安史之亂後的三次政治動亂中，曾被唐政府用來運送巴蜀、江淮稅賦運道（註三十三）。

註三十：今湖北省襄樊市。

註三十一：今陝西省西鄉縣。
註三十二：今陝西省南鄭縣。

註三十三：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卷四，頁1157

圖六：漢江流域圖

　　中唐以後因藩鎮割據，東南運河漕運受阻，漢、丹水道變成為京都通往江淮、三吳地區的主要漕運水道。江淮運送的物資可通過江、淮、漢、丹諸水匯集到商州（註三十四），再經陸運至藍田，沿灞水進入關中漕渠抵達長安。

　　長江北岸另一支流嘉陵江，發源於今甘肅天水，南入長江，自古為秦、蜀間的漕運水道。唐元和年間從興州順政（註三十五）疏浚嘉陵江兩百里，到晚唐時劍南道遂成為唐政權的經濟支柱，疏通後的嘉陵江在水道運輸的重要性也大為提升。長江上游的夔州是進入巴蜀的水上要道，商船往來熱絡。

　　淮水發源於桐柏山區，是黃淮平原的主要自然水道，南通邗溝和長江相接，東沿汴水舊道可北接黃河，沿汴水新道亦可從渙水、蘄水接黃河。也可沿渦水經譙縣入蔡水，到開封接黃河水道；另有從淮陰泝淮水上入穎水北行，至項城入溵水通往洛陽。淮水是唐代東南漕運的主要命脈，唐憲宗元和十一年（西元816年）曾置淮、穎水運使，運漕糧以討伐淮西諸軍。

註三十四：今陝西省商洛市。

註三十五：今陝西省略陽縣。

圖七：淮河流域圖

　　黃河為北方自然水道貨運的主要幹線。中唐以後隴右道成為富庶之地，所產糧食除了供給邊境開銷以外，尚有餘糧可運往靈州，由黃河漕運陝州（註三十六）太原糧倉，以備關中荒災之用。黃河的最大支流為汾水和渭水，唐初關中地區缺糧，即以汾、渭、河水道，由晉、絳二州運糧至京師。另一條下游支流洛水為通濟渠所用，而衛河永濟渠的黃河段部分有三門之險（註三十七），水運極難通行。唐玄宗接受裴耀卿之建議，於三門北岸以陸運接駁解決該問題。

註三十六：今河南省陝縣。
註三十七：今山西省平陸縣東南50公里處。

圖八：黃河水系圖

　　三、唐代河運：人工運河

　　在人工運河方面，唐受隋其利，在隋代運河基礎上，河道淤塞則疏浚，河道變遷則調整連接，並將運河規模進一步往浙東平原擴展。唐代的政治中心在長安、洛陽，軍事重鎮分佈在西北邊境，東南江淮地區則是稅賦重心。隨著中唐以後經濟重心南移，自岷峨以東，淮、漢以南自嶺外，物資皆從大江會聚於揚州，再由運河轉運至北方，其時航運吞吐量已非長江、黃河可相比擬。南北大運河是連接從南到北的東西向自然水道的紐帶，負責大量的南北方物資運輸，是唐政權賴以存亡的經濟命脈。為了加強控制東南漕運，唐政權不惜派重兵沿途護衛，用心疏浚，或另開新河，進而將運河航運推往鼎盛階段。

　　（一）關中漕渠整修：江淮漕運在抵達洛陽後，仍得走約八百里路程，尤其以洛陽至陝州段最為難行。天寶元年（西元742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鑿通三門運渠以通漕運；天寶三年（西元744年）韋堅於華州華陰鑿通漕渠，使永豐倉、三門倉的物資可以從牛駕車運改為船運。唐文宗太和初年（西元827年），又堰渭水開興成渠。以上兩次開渠都是循漢、隋舊渠道，做適當調整以適應渭水北徙。

　　（二）對汴渠（通濟渠和永濟渠）的六次疏浚和局部調整：汴渠渠首連接黃河，河水含沙量大容易淤塞，唐中宗時江淮漕運不通，至此展開六次的疏浚和局部調整。其中安史之亂後汴渠疏濬中斷了八年，糧船無法通行，在肅宗命令轉運使劉晏疏浚下才又恢復運輸能力。

　　（三）對揚楚運河（山陽瀆）的五次疏浚擴展：隋代山陽瀆在唐代稱為揚楚運河。開元二十二年（西元734年）為縮短揚州至潤州的長江航程，在揚子橋到瓜鎮之間開鑿了伊婁河，為邗溝增加一個路近又方便渡河的新運口。此後為疏通漕運，又前後疏浚四次。揚楚運河雖然較短，其重要性卻不亞於汴渠，每年從江南運往長安、洛陽和西北邊鎮的大量糧食和物資，都必須通過揚楚運河，才能溯汴河而上，入黃河西運。

　　（四）四次整修江南河：江南河連繫了長江和錢塘江的航運，該段航運條件佳，路線很少變化。由於江南地勢有高有低，運河各段存在水位差，為保證各河段有一定的水位標準，唐政權以設堰閘、治湖引水等方式疏浚江南河並抬高齊平其水位（註三十八）。

註三十八：張劍光，＜唐五代江南水上交通路線的建設＞，頁11-12

　　（五）浙東運河的發展：唐代隨著浙東平原經濟的發展，浙東運河（註三十九）的地位逐漸重要。元和十年（西元815年）越州觀察使孟簡在越州（註四十）以北開鑿了新河和修道塘（註四十一），便於船隻航行。浙東運河是杭、泉兩州之間的水路要道，也是連接內陸至海外交通的轉運點。

註三十九：從錢塘江岸口以西，向東經蕭山、錢清、紹興、曹娥，至上虞以東的通明埧與姚江相接，再經餘姚、寧波與甬江交會，從鎮海縣南入海，貫穿整個浙東平原。
註四十：今浙江省紹興市。 

註四十一：運河沿岸的一種石路，便於船隻停泊和船工拉縴。

　　（六）唐代的永濟渠：唐代的永濟渠，其重要性不比通濟渠和邗溝，尤其在自中唐河朔三鎮割據，唐政權失去了對河北地區的控制力以後更是如此。但永濟渠仍是和北邊防重鎮連接長安、洛陽和江淮地區的水道紐帶。

　　（七）為了保證運河能發揮其運輸功能，除了運河的疏浚、整修以外，唐代也對漕運制度進行了改革。開元二十一年（西元733年），轉運使裴耀卿創「節級轉運法」，對漕運船隻進行分級，江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洛。並在河岸沿處設置倉庫，用諸倉庫相遞轉運，此法可使漕船不受水量多寡停歇而持續運輸，漕糧也不會在運輸過程中損耗甚多。此制度頗受玄宗好評，漕職在朝內的地位也獲得提升。唐代宗廣德二年（西元764年），度支鹽鐵轉運使劉晏創「轉般法」，對治理漕運、造船和漕運組織提出了完整的規定。針對裴耀卿的前法，劉晏也改成官運逐段轉般，改散裝為袋裝以防止損耗。此外劉晏提出用鹽利作為漕佣開銷的支出，防止漕官對糧戶的敲詐；並在淮北設置巡奏院，主收鹽稅，傳遞商業情報和保證漕運暢通。唐代的漕運制度替以後宋、元、明、清的漕運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礎，並以此根基持續發展。

　　（八）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一些叛鎮想控制汴渠和運河大江的樞鈕點揚州，藉以打擊唐政權。唐政權總不惜代價派遣重兵保護這條交通經濟命脈。為確保汴渠航運安全，唐政權把汴州由一般州升格為屯兵十萬的大鎮；徐州、潤州亦升格成駐有重兵的大鎮。此外唐政權總是派遣名相重將出使淮南節度使，鹽鐵轉運使的治所也在揚州。

　　除了隋代的南北大運河外，為連結漕運和陸運商旅轉運的需要，唐代又新闢了許多河渠，如上述提到的三門等河渠。總計開闢新水道26條，為新開陸道的兩倍，充分顯示唐代對水上運輸的重視程度。這些新闢水道大多集中在關內道、河南道和江南各道，集中於關內道和河南道的原因是長安和洛陽為頒布命令、朝覲、漕運的主要節點；而江南各道則是唐代財賦的主要供應地，故有加開運輸路線的必要性。

　　参、運河沿岸的主要五州：

　　一、揚州：前面提到，邗溝在揚州南端和長江會合，在隋以前即是重要的交通樞紐節點。隋煬帝徵招大批人力開鑿通濟渠、疏浚邗溝，更推動了揚州的繁榮。唐代後期有一俗諺「揚一益二」，即是在描述揚、益兩州在全國中的繁榮興盛。和長安、洛陽的政治中心性質不同，揚州是把扼漕運路線要道的經濟中心，最遠的內地貿易可達到長江上游，在揚州可以買到蜀錦。漓水、湞水、湘水、贛水等湖廣水系的水道皆可連接至揚州。長江沿岸和蜀地的物資，在揚州集結再轉運至兩京和北方邊鎮。

圖九：唐代淮南道（西元741年）

　　揚州本身產鹽，鹽稅在唐代一直是很重要的稅賦來源，「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註四十二），這也是為何鹽鐵轉運使的治所會設在揚州之原因，甚至可以倚靠鹽稅作為漕佣開銷的支出。此外廣陵郡的錦和銅器也是當代全國知名的特產，並被朝廷列為貢品。

註四十二：史念海，＜隋唐時期運河和長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會＞，頁6

　　二、汴、宋州：汴、宋兩州在汴渠的沿岸，同時也是陸路運輸的轉運點。汴州在洛陽東邊，往東可接青、齊、徐、海四州，北銜可和河北諸州連接的魏州，南通許、陳州。唐人評論汴州為「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運」（註四十三），尤其在安史之亂後，河朔地區藩鎮跋扈妄為，控制漕運要道的汴州自然成為唐中央政府以及各藩鎮的兵家必爭之地。宋州和汴州距離相近，也有通往徐、兗、曹、毫各州的道路。宋州以產絹的品質聞名全國，當時品質列為首等的就只有宋州和毫州，早在秦漢時睢陽的繒就已頗富盛名。唐代宋州的農家仍將種桑養蠶視作必須農務。

註四十三：史念海，＜隋唐時期運河和長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會＞，頁9

圖十：唐代河南道（西元741年）

　　三、徐、楚州：雖然徐州不瀕於汴渠之旁，不過《元和郡縣圖志》裡有提到煬帝從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水，達於淮水，所以才有徐州為交通咽喉要地，「據江淮遠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之」的說法。（註四十四）不過徐州境內的商業活動並不如汴、宋二州來的發達，「徐兗同俗，故其餘諸郡，皆得齊魯之所尚，莫不賤商賈，務稼穡。」（註四十五）除了較少當地的商品在市面上行銷以外，獻給中央的絹貢品，品質也較汴、宋二州要來得差。

註四十四：史念海，＜隋唐時期運河和長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會＞，頁11

註四十五：《隋書》卷三十一＜地理志＞

　　淮南的楚州與揚州分處於邗溝的南北兩端，揚州位於邗溝和長江交會處，楚州則處於邗溝和淮水交界處。當時的漕運運船在揚州集結並卸載貨物，楚州只是其中的過路點，故繁榮程度尚不及揚州。雖然轉運規模不如揚州，但鹽產量楚州卻可與揚州相比擬。為了監督產鹽，唐代設立「四場十監」，監控吳、越、揚、楚的產鹽情況（註四十六），其中四場無揚州的屬縣，卻有楚州所屬的漣水縣。在十監之中，楚州有專此命名的鹽城縣，可見其地治鹽產業的興盛。

註四十六：《新唐書》卷五十四＜食貨＞

　　肆、安史之亂對水運的影響：

　　安史之亂前，黃河流域在全國糧食、絲綢生產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當時唐政權貢賦的主要來源。安史之亂前絲綢的主要產地是河北道和河南道，江南道和淮南道的絲綢生產尚不及河南地區。安史之亂後，中原地區的經濟受到極大破壞，北方人口為逃避戰禍和逃稅，大量逃往南方，這時北方的稅收已不足以支撐稅賦的主要來源。唐政權為了保證江南歲收的穩定，便開始積極的疏浚運河、控制漕運，江淮地區變成貢賦的主要來源。唐代見於記載的水利工程中，在玄宗以後的88項，江南道占了全部工程的50.6%，可見中唐以後對江南地區河道的重視程度之重（註四十七）。

註四十七：王平，＜安史之亂對唐朝對外交通的影響＞，頁80

　　加上在安史之亂後，吐蕃積極的在西北、河隴地區和西南劍南道西川一帶侵略，以及控制了阿爾泰山一帶的回纥，使得唐政權連絡西域諸國的路上交通幾乎中斷。對外陸上交通的衰落，使得海上交通，尤其是南海海運迅速熱絡起來。海運的熱絡除了使造船工業蓬勃發展以外，連帶也推動了內陸河運的發展，河道網絡的建立使得要抵達海運港口如廣州、明州、揚州變得更加容易，河運和海運的轉乘交互影響，使得水運在中唐以後快速發展。

 

圖十一：唐代疆域圖（西元820年）（註四十八）

註四十八：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冊五，頁36-37

　　伍、結論：

　　隋唐時期的交通建設，無論陸路亦或水路，都以兩京地區為軸心，為輻射網狀向外擴散。南起餘杭，北達涿縣的南北大運河將原來中國多為東西向的天然水道串連起來，解決了南北連絡的地理限制。南北大運河確立了東南諸郡在中國交通上的新地位，隋唐政權藉此來鞏固對南方地區的政治和軍事控制，便於將南方財富向兩京地區和西北邊鎮運輸，無形之中推動了南北人民經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隋代的天然河道，以大興和洛陽為中心，可航行漕運，亦可運兵打仗，就連多泥沙淤積的黃河，也可被楊堅用來率領三萬水軍擊破各師於河橋（註四十九），說明當時天然河道的航運條件和現在相比是較佳的。在隋文帝、煬帝陸續開鑿貫穿南北的大運河後，天然河道的東西向限制已獲得了解決，從江淮、三吳地區到河北地區，被南北大運河串連起來，加上既有的五大水系天然河道，構成了唐代水運交通網絡的主要基礎。 

註四十九：今河南盟津東。

　　在唐代，國內的水運交通網絡獲得進一步的加強。唐代新闢水道26條，分別佈於十道之地，其中桂州西靈渠的重新鑿通，可將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連接起來，並輸送嶺南道的漕運和軍糧至京都。新闢水道最多的有關內、河南、河北、江南四道，集中於河北道乃因江淮資源北運邊鎮和抵禦契丹等少數民族的入侵；集中於關內、河南道的原因為長安、洛陽的政治因素和便於漕運；集中於江南道是因中唐以後財賦來源極仰賴江南，新闢水線以便於水運。

　　在運河方面，唐代在隋代基礎上持續維護，疏浚或改道河道、以重兵護衛運河、健全漕運管理制度、在渠道旁築路設驛站，構成水陸兩網交互重疊的龐大交通體系，把政治中樞的兩京、西北邊陲的軍事重鎮和東南的財賦中心結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並隨著海上航線的興盛，而將國內運輸的交通規模擴張到東北遼河流域、琉求、日本和朝鮮半島、東南亞諸國等的國外運輸。

　　唐代陸驛賴通使命傳遞，大量貨物則依賴水道運輸，水運吞吐量大、運價便宜、平穩又運輸過程中的損耗少，加上江南造船業發達，長江可聚集岷峨以東、淮漢以南至嶺外的貨物至揚州，再由運河輾轉送往北方。唐代的生活必需品米、鹽、茶、糖、水果、魚蝦海貨、漆器、銅器、鐵器、金銀器、紡織品、造紙等，安史之亂後皆南盛北衰，一般南貨北銷已定型化。經濟重心的南移，以揚州為中心的淮南道成為全國的貨物集散地中心，在水運便利的推波助瀾之下，一些沿河道貿易的河津渡口、水陸轉運要道的草市鎮也油然而生。「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註五十）

註五十：劉希為，《隋唐交通》，頁244

　　隋唐水運的發達，也替北方人口大規模南徙提供了便利。五大水系和南北大運河的方便舒適和便宜，河道旁亦有陸驛可供轉運，是河北、河南往南方遷徙的主要幹道。隨著黃河流域的大批勞力南下江南，和中唐以後政府對漕運河道修建的重視，江南遂興起了一波興修水利和開闢新水道的熱潮，如唐憲宗元和八年（西元813年）常州武進的孟瀆、唐代宗大歷初年（西元766年）浚治的練湖等。前面提到在唐代中葉以後，江南的水利工程有突破性的進展，尤其在淮水以南、錢塘以北的廣大地區，水利工程的數量、規模皆遠超過北方。

　　隋唐兩代對水運的重視，使得江南地區在此一時期，無論是經濟或政治地位皆有長足性的發展。「軍國大計，仰於江淮。」經濟的重要性讓在揚州設治所的鹽鐵轉運使，在中唐以後的權位較宰相更高，且淮南道為諸道府軍事最重，淮南節度使多由宰相或重將擔任的緣故。

　　陸、參考資料：

　　一、正史：

　　（唐）魏徵等撰，《隋書》

　　（宋）歐陽脩等撰，《新唐書》

　　二、專書：

　　劉希為，《隋唐交通》，新文豐出版公司，民81年3月

　　陶希聖編，《唐代之交通》，食貨出版社，民71年5月

　　三、工具書：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冊五，中國地圖出版社，1989年6月

　　西北師範學院地理系編，《中國自然地理圖集》，地圖出版社，1984年6月

　　四、期刊論文：

　　嚴耕望，＜唐代三峽水運小記＞，《唐代交通圖考》卷四，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民75年1月

　　張劍光，＜唐五代江南水上交通路線的建設＞，《歷史教學問題》2期，2002年

　　曹家啟，＜唐宋時期南方地區交通研究＞，浙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12月

　　梁華東，＜隋唐時期皖南交通狀況初探＞，《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卷1期，2004年1月

　　史念海，＜隋唐時期運河和長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會＞，《中國歷史地理論壇》4期，1994年

　　王平，＜「安史之亂」對唐朝對外交通的影響＞，《黔南民族師專學報（哲社版）》1期，1996年

懷著惡活下去

　　（原文寫於01/10/2013）

　　自從開始當兵以後，我心底的感情樞紐就無時無刻地轉向「正面積極 turn on」的選項。因為如果不這麼做的話，憑著之前那股頹廢消極的處事心態，可能在處處受到上對下壓抑的環境中，會變得連基本和他人應對的能力都毫無辦法可言。盡可能的讓自己的人際關係縮編到最簡單化，將社會化的程度降至最低，在強調團隊和諧合作的消防隊內是辦不到的，往那個方向前進的話，會讓自己做任何事都感到窒礙難行。

　　但正因為如此，我將心底灰暗的那一部分從表面意識上抹除──正確地說應該是將其隱藏起來到我看不見、想不到的地方的同時，有一部分的東西隨著我在做此動作的同時，如水銀瀉地般的慢慢流失。在那份骯髒汙穢的東西漸漸消逝的同時，我感覺到我的「想描述些什麼」的念頭也跟著一起流掉了。對於這樣改變的自己，我不禁開始恐慌起來，就像手指健全卻再也彈不出美妙曲調的鋼琴家，感官齊備卻獨失味覺的優秀廚師，在他們失去自己賴以維生的能力後，連著能力的那份信念、建構起整個世界觀的自我空間也邁向末端毀滅的倒數計時。

　　無論是什麼樣的人，都不應該──也不可能將其心中那份惡給徹底抹去。上帝說人自出生之始就帶著原罪（sin），簡單又輕鬆的就把人性之惡給定義乾淨。那股惡又能分作很多種，沉靜的、瘋狂的、惶恐的、傷心的、純粹的……人無法靠著後天的努力而除去這些惡，僅能透過告解，祈求上帝的赦免而將其昇華。我想這是基督教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它不像其他宗教嘗試將那份惡給淨化去除，讓生命超脫於俗；反而是強調你天生就背負著這東西，別去想它是怎麼來的──就是腦袋放空跟著這東西一起活下去就對了。

　　前幾天又回過去讀村上春樹的《約束的場所》，讓我又重新想起了一些於這個社會體系所不容的奧姆真理教信徒。他們無法適應這個變遷快速的資訊社會，被社會這個冷冰冰的龐大體系給惡狠狠地排除在外，不得其門再入；於是他們為了活下去，重新建構了一份和現今社會兩極化的新信念，那就是抹殺掉惡的存在，藉此以達到身心靈上的超脫出世。

　　但演變到後來的結果卻格外諷刺。為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去建構「純善至善」的這個信念，想把所有的惡都屏除在眼簾之外；然而卻為此製造出更大更黑暗的惡，「為了要消滅惡，所以我們不得不這麼做」給了他們維持保護最後的烏托邦般信念的理由，即使是跨越那道身為人的不可橫越之界線也在所不惜。「一切都是為了信念啊。」他們如是說，這讓我想起了在耶路撒冷實施過大屠殺的東征十字軍。

　　所以在書末的訪問中，村上春樹的標題就用了《懷著惡活下去》。我很喜歡這標題，那本來就不是一個正常之人能夠像上廁所般肛門用點力，擦擦屁股後就能排除乾淨的東西。無論是性善論或是性惡論，都不應抹煞掉人本身就是個身懷善惡二元的混沌個體。缺少了其中一部分那就不再是個完整之人，走向極端的結果就是人性的完滅，這其中不管是成佛也好，入魔也罷，都是將人性給完全拋棄在腦後的極致表現。

　　我想人這種個體，都是需要這種藉由天平協調好兩端盤上的各種矛盾，才能夠好好活下去的個體。唯有這樣的平衡才能建構起生存的信念，當然寫作也是一樣的道理，如果不是這樣就寫不出好的作品，我是如此深信著。

　　最近看了押尾修造的《惡之華》，那是一部「明明沒有什麼卻會讓你感到不自覺噁心」的作品。原本壓抑在心中那股骯髒汙穢的惡，在作品內稀哩嘩啦的透過角色釋放出來，讀者就像吃了帶點胃酸的嘔吐物般稀哩嘩啦地照單全收。那真是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就像在看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一樣。但就是這股遭受扭曲的惡意，才讓我有了感想能寫些東西出來，這真的是一種很諷刺的矛盾之事。

　　那懷著惡活下去的種子其實一直都在我的意識之中，只是被深埋在潛意識的土壤中不見天日。現在是要再度讓它灌溉萌芽的時候了。也許會活得很辛苦，但人生在世不就是如此嗎？

一些讀書心得

胡適＜說史＞：

　　胡適在這篇文章中，談論「史」中文（文采）與質（事物本質）的關係。在春秋戰國因為貴族階層崩潰，平民階層取而代之發展的結果，使得在這段期間，各地紛紛興起使用大量文采修飾和故事情節細膩的平化講史小說進而流行。然而孔子以「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一說來表達對這種口耳相傳的史話表達其輕視。而胡適對此則提出，在春秋戰國流行的民間史話，後來經過篩飾，仍然成為了如戰國策、左傳、史記等歷史大作，而早先商周的歷史也多半都是由「文勝質」的平話寫成。所以儘管如孔孟提出懷疑批判的精神，但仍不可抹滅其平話故事的歷史在歷史著作的重要地位。

　　在胡適的＜說史＞一文中，引用論語的一段話「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闕在此應是同「缺」，有脫漏的、未足數的意思。何晏曰：「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想必也是同意。又子曰「文勝質則史」，質在這裡是指事物的根本，在歷史裡頭就是所謂的客觀事實；然而若是無文藻修飾其事之質，就是文中所云「野如野人，言鄙略也。」不過，從《春秋》裡頭的行文便可知孔子惜字如金的功力已經簡練到一種地步，像「祭伯來」、「伯姬掃於紀」這類文句已經簡單到了只是一種單純用來記載事情的功能，那麼文與質兼具的境界「文質彬彬」，從春秋看來，孔子似乎過於簡樸而缺乏了文字的修飾；當然過多的文字修飾也是他所不喜的，就是他所表現在「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亡矣」的口氣上。

　　可是如同胡適所提出，孔子雖已有史家「多聞闕疑」的史料考證精神，然而在編撰《春秋》時，孔子對於一手史料、二手始料的考證程度如何無人知曉（像《春秋》和《左傳》就有部分事情描述上的出入）；而《春秋》過於簡約的敘事風格，雖有「微言大義」之美讚，但其制式化的年代排列和主重敘事暗含批判，對中國以後的史書寫作發展影響巨大。史家變成專為皇室服務（雖然在勞榦《史字的結構及史官的原始職務》中他所強調的，史官即是由上古時代「凡國有瑞應災異咸記之」的占卜人員發展而來，由此可知中國的專業撰史人從古便是服務於皇室，只要忠於記載史實即可。也無怪乎孔子才會厭惡市井道聽塗說的講史平話），只記敘歷史大事，側重歷史事件來龍去脈的敘述而忽略歷史事件的解釋，對歷史興衰的批評也著重於政治性質的「以古借鏡」。所以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書變成執政者以古鑑今的工具（如司馬光編《資治通鑑》的道理）。這樣如同備忘錄般偏頗的治史角度，中肯批評莫如《宋史‧王安石傳》：「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把《春秋》比喻為每日如同一轍的朝報，實不失其中肯。

勞榦《史字的結構及史官的原始職務》：

　　勞榦從許慎《說文解字》中看「史」字的解釋意義，發現其「右手持中，中乃中正」這樣的解釋，和商周時期出土的青銅金文的發展演變有著很大的出入。勞榦並引用了段玉裁、江永、章炳麟、王國維幾人對於中字的解釋，利用金文的寫法進行逐一的推翻。再來勞榦以各民族皆有的用來取火的弓鑽形狀，來解釋「史」、「吏」、「事」的字型和取火跟古代史官之間的關聯。商代的龜卜主要以火烤後的裂痕來卜卦；然而龜殼極硬，在烤之前須先刮薄，再用弓鑽在烤火處鑽鑿擴大。因此由「史」字推演，史官原先便是卜筮之職，負責占卦國家災異之事並記載下來的職務。

　　勞榦《史字的結構及史官的原始職務》對於古人解釋「史」字的意思做了相當多的考證，而且是中國文字學歷史中算是僅次於甲骨文的源頭商周金文，相對於現今已經符號化的楷書、隸書等，距離象形較為相近的金文具有更大的造字上解釋的可信度。勞榦從從古代中國因卜卦而記事的角度來看待「史」字的演變其實是合理的。《易經》巽卦謂：「用史巫紛若」，司馬遷亦謂：「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卜辭通纂》所錄第423片：「卜□酒又史」，「□」為殷王祖祭的周祭之一，帝之史（使）為風，人王的重要工作，是施政、教化，殷王亦泒其內官（史），至各地宣達王命、視各地之教化；這正好呼應了勞榦在內文提到「史」、「吏」、「事」三字本為一脈的說法。而勞榦在文中提到的「以弓鑽取火灼之」亦較合理。因為在商周古人尚將字刻在龜甲到青銅銘器之時，有沒有竹簡這種東西仍未可知，而造字的原理以象形首先，象形不會造出當時代尚未出現的東西，平白無故就出現跨時代的字。而龜甲鑽痕之後烤火，使其出現裂痕進而卜卦的方式也已經被證實是一種證據，這對於勞榦的說法而言更加強了其可信度。

《從孔子”屬辭比事”至劉知幾”明鏡照物”：一個實錄史學觀念的比較》：

　　關於孔子著《春秋》時「 屬辭比事」的精神，在論語裡面孔子本人並未提及，而孔門弟子以至歷代各家注釋《春秋》者，都相繼針對孔子精練言句中的義理和其編年史體，即所謂「微言大義」，而忽略孔子本身記載事實的真理和孔子為何要以精練字句來撰寫《春秋》。

　　司馬遷「孔子明王道……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就明白提到，孔子根據當時周室史官「掌敘事之灋」，即所謂及時而記、依法遣詞、實時宣示等當時治史風氣（文中稱呼為舊史學，相較於司馬遷中論述和史料蒐集的新史學），削笔編《春秋》。從孔子稱讚董狐「古之良史也」便可得知，孔子在記述歷史事件時，仍遵守著古周史官治史之制的傳統。

　　屬辭比事之意在於聯綴文字使與事實相契合，其中包含四個層面：究明真相、判斷真理、篩文選字、聯綴敘述。孔子本著傳統和劉知幾所謂「簡之時義大矣」的精神去「 屬辭比事」：用文辭記事，文辭不違周禮義法，記事有條不紊。孔子的治史精神，就建立在這三個基本宗旨之上。至於聯綴敘述就不在孔子治史精神之中，無怪乎《春秋》被王安石批評為「斷爛朝報」。不過，孔子其洗鍊的敘事風格，使得孔子削笔之言在事（敘述）、文（文采）、義（義理）三面上都有一致的意義和其價值。

　　爾後在其弟子與獨尊儒術的風潮之下，《春秋》的價值被偏重放大在「微言大義」之下， 屬辭比事被忽略，而義理褒貶成為《春秋》的主流研究方向。事文義三位一體的價值被徹底分割。

　　劉知幾批評孔子《春秋》以下幾點：史料單一、考證和選擇差，時間編次失當，敘事隱晦主觀，並認為許多史家對《春秋》之稱讚皆淪為虛美。在劉知幾「明鏡之照物」的史學理論下，史家價值中立、客觀的事實判斷「實錄」是史家治史的最高階段。然而作者認為其敘述為「史德」範疇，「 屬辭比事」應是屬於「史學」之範疇，將史德標準以作為批評之標準去批評史才之表現，不免流於苛刻。劉知幾忽略了史家在治史時依據的價值原理會依時依人而有所不同，殊為可惜。

《史通通釋卷一》＜六家第一＞：

　　史學的流派有六：《尚書》記言、《春秋》記事、《左傳》編年、《國語》國別、《史記》通古紀傳、《漢書》斷代紀傳。《尚書》本為號令──宣王道正義之書，所以其記載皆為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孔衍以後出現以《尚書》為體例一家；但其因時間累積關係，以《尚書》收錄言語的做法在文籍已多的當代，裁剪今文，模擬古法，其內容時間敘述皆破碎難詳。

　　《春秋》以古法立言，著將來之法，其書歷時千載而獨行。至司馬遷著《史記》，其體例更迭，少褒貶立場，其故事整齊性較春秋為高。於此之後以《春秋》之筆法治史者絕。

　　《左傳》以《春秋》為底，其言簡要，其事詳博，劉知幾以為「述者之冠冕也」。在孔子後史以經傳命名者以絕，《戰國策》和《史記》盛。直到樂資才又名《春秋後傳》，此後春秋、紀、略、典、志雖名不同，大抵皆依《左傳》為標準。

　　《國語》亦出於左丘明，稽其逸文以編撰，以國為分類區別。之後同類型的有《戰國策》、《春秋後語》、《九州春秋》等冊。自三國魏晉時期，《國語》的體例漸被紀傳體和編年體所取代。

　　《史記》自兩漢後風行，大部分體例皆從《史記》，有些則無表。《史記》的缺點在於年月遐長，其人其事各紀傳書表兼有記載，重複出現使撰書者困擾；陳年累積的通史著作錯誤缺漏頗多，使得學者寧願追朔年代較久遠的史書，也不願看新編撰的史書。

　　《漢書》之流，因年代較限縮，言詞精練、敘事慎密，學者較容易編撰。因此劉知幾認為，六家經過流傳以降，流傳至後世的體例唯有《左傳》《漢書》兩家而已。

《史通通釋卷二》：

　　從《春秋》《史記》演變的體例《左傳》《漢書》，雖然名目有變不過體例範圍都相差無幾。《史記》之所以會演變為《漢書》體例，在於同一事分散數篇，前後屢出，年份混雜，人物的時空出現次序混亂。

司馬遷的「新史學」及其觀念意識：

　　在《史通》等評論歷史著作的書籍之中，均把司馬遷作為中國古今之史的分界線，古史指編年體，今史指司馬遷所發明的紀傳體。司馬遷所開創，再由班固、陳壽繼承之，使東漢政府認定並遵守其體裁為國史俢撰的新體例。

　　司馬遷在撰述《史記》的精神上，受到其父司馬談極大的啟發影響。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主要針對六家逐一反省批判，遵照其「無忘吾所欲論著」的精神，並「集大成以傳道」，所謂的道，就是孔子所傳授的六家大道，司馬談認為當時學者正無法做到上述，所以不及六家要旨並惑之。對司馬談而言，史官的意義在於論載史文而不使之廢絕，優秀的史官能進一步的論述，透過撰史以求成名是值得鼓勵的。寫史是一種使命，一種存續歷史文化的任務，此思想影響司馬遷極深。

　　司馬遷在其父的影響之下，另外又加上自己獨特的看法：其一、司馬遷在選擇人物背後，即有「君子成人之美」和人物批判的意識觀念。以紀傳體論述人物，較編年體更能突顯他人之美。這樣的意識觀念影響了日後史學在民間及官方的重視程度，以及史家撰史實的價值觀和史識變化。其二、司馬遷在作品內就已實踐史才對歷史作品的重要程度。

　　司馬遷在和壺遂對話之時，批判了司馬談推崇的黃老之學，並透露出其《史記》不排除以運用《春秋》褒貶之筆法；然而司馬遷否定了《春秋》和《史記》的相同之處，他認為《春秋》是批判性和理論性的學術，而《史記》和《春秋》的差別在於「述故事，整齊其世傳。」也就是所謂的歷史哲學和史學的差別。透過記述事實而讓善惡自明，此為司馬遷批判方法所在。史學所需的方法：蒐集史料、觀察考證、紀錄敘述，也和借史（經）闡釋的方法極為不同。所以說，司馬遷重視的是實證主義下的史料考證研究，和《春秋》繼承的其精神意識，是兩者不同的系統。

新史學的發展（下）：

　　劉知幾的《史通》為中國最早且有系統的史學史著作。其中兩點值得注意：一、劉知幾突顯史學的實證主義精神。二、對早期諸體兼述的「正史」籠統的一並稱為正史。荀悅依《左傳》體例刪減《漢書》而成的《漢紀》，劉知幾認為這是復興古史（編年史）而與紀傳體並行於當代；不過作者認為《漢紀》只是就《漢書》為本而擴充以補其不足，並無並行之意。在當時風氣，經史逐漸分流，《春秋》已不被完全視為古代史學的著作，紀傳體的風行導致編年體的埋沒。紀傳體至班固前，時有人進行補續的工作，而在《漢書》及《三國志》集大成。

　　司馬遷的新實錄史學成《史記》之後，桑弘羊即引述過。漢武帝對《史記》內論及武帝之過，也僅是刪去而並未廢書。由此可知，司馬遷紀錄其事實是如此貼近真實，以至於武帝無法對其表達異議而毀書。司馬遷在批評《春秋》為「空文」、「空言」時，就展現出「不虛美、不隱惡」的客觀實錄精神。這樣的精神使後世的當代撰史者必須重視實證的精神，才能夠使作品延續下去的重要關鍵，也是司馬遷的新史學之所以能夠成為史學領域大宗的原因。

　　史官置於天子諸侯之下，常依行事注記，又因能直接看到第一手檔案，接觸到第一手證人和證據，而將史官撰述歷史的可信度提高。在司馬遷系統下，自然資訊是「究天人之際」的重要資訊；而班固以後，對於天文、實物考證等方面，因為惰性、天文研究和實物過多的困難，使得後來史家對文獻愈加依賴。

　　司馬遷的新史學：文獻充足並考證得實，信而有徵則行事確立，考證行事必藉於文獻，發明其事必賴於論證。此論點和古人「五段論」：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有異曲同工之妙。而紀傳體的新穎和學而知之、敏而求之、論並述之的系統無不得到後繼者的注意。在新史學發展前期，以補續《史記》為主流；到了劉向時期便以文采和結構兼重，朝新領域發展，作出第一部婦女通史《列女傳》。

　　班彪是褚少孫之後，最重視事實考證與推論的作家。他重視「斟酌而譏正得失」，重視史料的來源和權威性，並認為《史記》範圍過大而疏漏許多，不易處理，而將範圍縮小為斷代史。然而班固成《漢書》，對《史記》相同部分只率多沿襲或偶作補正而已，無法推翻《史記》對事實的考證和論述。這說明只要史料充足、論證精嚴，事實究明，其歷史知識便可因此成立而不移。

　　劉知幾認為三國時期治史者多為文士，重視文詞、偏記雜說、屈從政治壓力、崇拜文獻，只有華嶠、司馬彪的實證史學可受到推崇而已。而陳壽所著《三國志》在處理史料上精簡扼要，選取並論證的事實能夠推論其因果關係，再詳加組織的記述。相較於陳壽的《三國志》，斐松之反盡取以為補其漏，然而補闕者未必能論證陳壽所考證之不實，陳壽受斐松之所稱讚「事多審正」，可見於此。

＜史學方法的創新與史學範圍的擴大＞：

　　漢朝代表的文學作品漢賦裡，對於鳥獸草木神物風俗，已經有「義虛而無徵」的概念。文學家在作賦時對於文章內容「稽其地圖、驗其方志、附其風俗」的做法，已儼然是史家尚本務實的寫實方法。從東漢到西晉，在文學內運用史學方法的筆法愈形進步熟練。

　　魏晉南北朝時代，因為政局動盪的緣故，私人藏書的風氣極為盛行，乃至於有「書廚」、「書淫」等稱號。從藏書到抄書、校書，除了私人撰史的風氣普遍盛行外，史料的選擇和考證的標準也隨之轉變。在兩漢時期，史料篩選的主要標準以司馬遷「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司馬遷以孔子編撰篩選過的遠古史料作為較為可信的史料；然而魏晉南北朝時讀書人對於此標準產生反動，六藝同樣也非完全可信的史料，藉由聚書、抄書到校書的過程，聚群籍而考異同、辨是非，用交叉比對並覆諸事理的方式來考證史料，無疑是史學方法的創新之舉。

　　當時代集大成者莫過於斐松之的《三國志注》，他針對陳壽所著《三國志》敘述脫漏或謬誤之處進行補闕漢考證的工作並廣泛地蒐集史料，使得注文超過原書數倍。魏晉南北朝不僅是私人藏書豐富，在上位者也積極提倡校勘與編撰載籍的工作。上位者的提倡導致當時的史學家紛紛採用著聚群籍而考異同、辨是非的史學方法。私人寫史的風氣極為風行，譙周《古史考》二十五篇、黃甫謐《帝王世紀》，皆是當代作品，尤其《古史考》二十五篇更是開啟古史考辨之風。而割據一方或偏遠地區之史，也多有人競寫，如崔鴻《十六國春秋》。

　　在《漢書‧藝文志》時，由於受到當時經學發達的影響，史學和經學難以區隔，即章學誠所謂「六經皆史」。漢武帝後獨尊儒術，史學家更多以經學觀點寫史。直到李充、荀勗創立四部，史書才與經書劃分清楚。在魏晉南北朝時，各種新類型的史書紛紛出現，說明著史學範圍的擴大與成長，分為四類：

　　一、起居注在漢武帝時即有，是專門紀錄君主言行舉止的紀錄檔案。魏晉南北朝時的起居注數量驚人，而且紀錄職責也擴大不少。起居注是修帝紀和國史的重要資料來源。實錄則自南朝梁武帝始，其內容風格如同揚雄評司馬遷《史記》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在漢代未出現實錄前，史學家即有歷史必須是實錄的概念，所以便衍生後世修實錄的風潮。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關於典章制度的史書較漢代大幅增加，並更為詳盡，分類也更加仔細。

　　三、以人物傳記（單傳、類傳和合傳）為主的雜傳，數量僅次於正史、儀注和地理類之下，雜傳其中又以類傳和合傳的撰寫數目為大宗。

　　四、自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開始，方志在中國史學上便佔有一席之地。方志記載著風俗民情，和方志相互呼應的是地理書。斐秀《禹貢地域圖》開創了製圖六原則（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而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更加重要，詳細考證了《水經》所脫漏之不足之處，例如河流所經的地貌、地質礦物和動植物、古代的陵墓以及墓前碑刻等等。北魏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則記載著北魏洛陽佛寺興廢沿革之史。

　　自魏朝開始實行的「九品中正制」帶動了修撰家系族譜的風氣。曹魏時期，因人才徙流，東漢時期的州郡察舉孝廉制已經無法再實施，遂改為九品中正制。各州郡中正選拔人才後，由中正官品藻並分九品，列入簿籍（簿狀、譜籍），官員的選舉必照簿籍分等，於是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世族成為社會地位最高者，為了彰顯其族的特殊地位，修撰族譜不僅成為政府統治的工具，更是世族之間的風潮。

　　魏晉南北朝時史學範圍的擴大，從文學批評著作《文心雕龍》可以清楚的展現出來。寫文之道「事信而不誕，義直而不回，體約而不蕪」和撰史之道並無任何不同，「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這更是和寫史相差無幾。文學和史學水乳交融、相輔相成，博學精考，正是文學史學皆不可或缺的寫作精神。《文心雕龍》＜史傳＞篇極受後世史家推崇，如唐劉知幾《史通》就以＜史傳＞為理論基礎。＜史傳＞前半部為精簡扼要之史學史，後半部意在討論史體得失。最後，作者劉勰點出歷史的任務在於「表徵盛衰，殷鑒興廢」，若「任情失正」，那就只是文學而非史學了。

陳寅恪《論韓愈》：

　　陳寅恪有鑒於前人在評論韓愈時無論褒貶皆未達中肯之意，於是他在《論韓愈》中列出六點，以證明韓愈在唐代文化史上之地位。

　　一、建立道統，證明傳授淵源：陳寅恪引用了《新唐書‧韓愈傳》和《韓昌黎文集》關於韓愈出生之背景，進而推論韓愈在確認其道統之說，表面上看起來是延續孟子卒章之啟發，實際上韓愈受到韶州的新禪學發展影響頗盛。

　　二、直指人倫，除章句繁瑣：唐太宗以後，明經侷限於記誦章句而缺乏注釋發明，進仕一途中也不受到重視。而自南北朝時期僧侶漸受到儒家理論影響，詮釋內典襲用儒家義疏的體裁，自新禪學更是一掃繁瑣章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簡單道理。韓愈在《大學》內，將抽象心性和具體政治社會組織作結合，奠定了日後宋代新儒學的基礎。

　　三、排斥佛老：《韓昌黎文集》內提到：「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可見韓愈對於當時龐大的佛教僧侶不事生產而導致拖垮國家財政和社會經濟十分痛惡。對於道教韓愈的態度也是一致，膽敢對皇室攀認之祖宗力斥，不畏當時社會風氣，可見其膽識已超越當代同儕。

　　四、申明夷夏大防：由於安史之亂的安祿山乃胡人，割據唐代領土的藩鎮又多為胡人，使得當代聞人或多或少都懷抱持一種夷夏之防的觀念，和唐代初期的胡漢不分已有明顯落差。「尊王攘夷」也成為古文運動的中心思想。尤只以韓愈敢直斥釋迦牟尼為夷狄之人，佛教為夷狄之法。

　　五、改進文體：韓愈將先秦兩漢之駢體古風，裁剪成唐代流行之民間小說文體。韓愈之文有詩之特色，又保存文之流暢。留由後人如蘇軾、辛棄疾等文豪所效法之。

　　六、獎掖後進：《舊唐書‧韓愈傳》提到：「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可見韓愈已有念頭為後世留下榜樣，具有承先啟後的運動領袖之精神，乃有所謂「韓門」一派。韓愈所推行的古文運動至宋代，在歐陽脩的繼承下發揚光大。韓愈可謂是唐代至宋代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

＜茅屋為秋所破歌＞，杜甫：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傾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裡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譯文：

　　八月秋深，狂風怒號，捲走了屋頂上好幾層茅草。茅草亂飛，渡過浣花溪，散落在對岸江邊。飛得高的茅草懸掛在高高的樹梢上，飛得低的飄飄灑灑沉落到低窪的水塘裡。

　　南村的一群兒童欺負我年老沒力氣，居然忍心這樣當面作賊搶東西，毫無顧忌地抱著茅草跑進竹林去。我喊得唇焦口燥也沒有用處，只好回來，拄著枴杖，獨自歎息。

　　一會兒風停了，天空中烏雲黑得像墨，深秋天色灰濛濛的，漸漸黑下來。布被蓋了多年，又冷又硬，像鐵板似的。孩子睡相不好，把被裡蹬破了。整個屋子都沒有地方了，但還是雨仍如麻下個不停。自從戰亂以來，睡眠的時間很少，長夜漫漫，屋漏床濕，怎能捱到天亮。

　　怎麼才能得到千萬間寬敞高大的房子，普遍地庇覆天下間貧寒的讀書人，讓他們個個都開顏歡笑，房子不為風雨中所動搖，安穩得像山一樣？唉！什麼時候眼前出現這樣高聳的房屋，即使唯獨我的茅屋被吹破，自己受凍而死也甘心！

　　唐肅宗乾元二年（西元759年），杜甫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起了一座草堂，過上了暫時安定的生活。但這種表面上的安逸，掩飾不住他的貧窮，更不能沖淡他那一貫的憂國憂民情懷。上元二年（西元761年）秋天，一場暴風雨襲擊了他的茅屋，再一次把他從浪漫的隱居生活中敲醒，讓他面對現實，讓他憂思，於是寫下了這首詩。

呂謙舉＜宋代史學的義理觀念＞：

　　宋代理學家認為天理運行乃是天理消長所演變的，因此，歷史分段上常常以天理流行的為分段，而許多史學作品也相繼以天理評斷人物。由於理學家以為天地未形成前便有天理，所以史學作品便開始追溯到原始人類的生活。所謂義理，即包含事理之義理和道德之義理，事理義理重成敗因果關係的敘述，道德義理重在善惡的大義褒貶。而宋代史學受到理學影響，注重於如何將史經合一，一併歸類到「理」的範疇中。經學為研究道的抽象理論，史學為呈現具體事實，兩者相互映證，就形成了宋代史學擁有獨特的義理觀念。

　　以宋代最具代表作的《資治通鑑》來說，以國家興衰為主旨，意圖使施政君主引以為鏡的人道精神，不但和儒家的經世致用相吻合，也符合所謂的義理。或多或少宋代的史學家在其史學著作上表現著揚善罰惡的精神，為了符合義理、發揚聖學，自然要特別注重春秋大義式的褒貶了。以歐陽脩為例，他極欲強調善惡褒貶，是為效法春秋大義，其目的雖在義理之義的觀點，其敘述仍在事理之義理之方面。人類的理性是歷史演進的指導方向，史學家應該「不沒其實」的記載下來，以為後世之人引以為戒。史書重在客觀事理，不重主觀褒貶。史學在理學和經學的孕育下，史學中的義理吸收理學和經學的精義（即為體），理學和經學中的事為藉由史學而得到發揮（即為用）。「經史合一」的義理思想，發展至南宋而大盛。

杜維運＜明代政治的嚴酷與史學發展的受阻＞：

　　明太祖時期，君權和相權之間的勢力消長到達一種極端失衡的狀況。由於太祖乃平民出身，雖然於民有安民之舉；但其對於士大夫的輕視也是歷史上所罕見。明代的官員待遇極為刻薄，加上明初太祖大興獄案，罷誅胡惟庸、連玉並連坐誅其九族，殺官吏萬餘人，至此君權已徹底壓垮相權，君主之淫威達到了歷史的高峰。太祖、成祖時期又廣設廠衛，破壞國家法律體系，廠衛可以任意緝捕興獄，加上文字獄大盛，士人在官場之中無不戰戰兢兢，日日驚恐。上朝時會被賜與充滿羞辱性和肉體痛苦的廷仗不說，對文字的擇潤又得處處小心謹慎，以免被人抓到把柄進而全族伏誅。

　　在此一極度不自由的環境條件之下，對於強調直書不隱的史學發展無疑是一大打擊。整個明代無良史、無大家，史學作品良莠不齊、考證不力，史學家受限於生家安全毫無保障，退而改寫山水田園之趣，不敢奮筆直書。《元史》乃官修國書，但其修史時間短促、結構零亂，水準品質令人難以茍同；而修撰《元史》者在完工後皆不受官歸里，可見明代修史的困難程度。歷史至此，已淪落為君主意志貫徹的政治工具，史德淪喪，至明末仍不復見。

　　明代前期的史學，惟宋濂、王禕和丘濬有所表現。宋濂曾云：「名教絕不可負，綱常絕不可虧。」此可見宋濂強調名教綱常。「記載之文，其可少乎？」歷史不僅要詳盡記載將帥官才出世之功，並要貫徹名教綱常與忠義之節在歷史之中。不可無其事而曲書，不可有其事而失書，務求合天理人心。對於太祖之暴行，宋濂刻意以今為鑒，勸阻嚴酷施政，為別出心裁的資鑒派。

　　王禕提出「文之難者，莫難於史。」好的史學作品不但要具備史實、文采、邏輯、通體，其書寫範圍之廣泛使史家須窮盡畢生之力涉獵各種範圍，並堅持史著之是非衡議，其作品才可被稱為良史。

　　丘濬在其作《世史正綱》一書中補減朱熹《通鑑綱目》和呂祖謙《大事紀》的內容，不僅效法春秋褒貶筆法，並意圖在史學作品中明正統、正綱常、知善鑒惡，扶持世教並警省人心。其中所言「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鑒戒」和王禕的理念相契合；「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而足以為一代之良史矣。」充分展露了劉知幾所提史德和史才的重要性。

杜維運＜清乾嘉時代之歷史考據學＞：

　　中國清朝初期和北宋一般，治史風氣興盛，出現了幾個意圖創作大規模史學作品的史學家，如黃宗羲、吳炎、戴名世等人。至顧炎武開始已經好考證，但仍對歷代的典章制度、風俗習尚列出得失並討論，藉此抒發顧炎武本人在史學上意圖經世致用的思想。顧炎武的作法開創史學界的新枝脈，並創浙西學派之始；而黃宗羲則為浙東學派之宗。

　　到了乾隆嘉慶年間，史學界風氣驟變，史家紛紛轉往考據學發展，為古史訂正偽文、謬誤、補闕遺，在這範圍內不敢踰矩。章學誠大聲呼籲仍無法改變此一風氣，此時的史學界只有考據作品，沒有新作之史。史學家將所有精力都放在考古，而忽略當代事蹟並缺乏其記載研究。

　　不過乾嘉考據學仍然有值得一書超越前幾代的優點。其一是追求真實的精神，其二是科學的研究方法。清代的考據學要較十九世紀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提倡語文考證，還要早上了將近百年以上。但是清代考據學無法有重大的史學進步便在於過度的鑽牛角尖，在同樣的支離破碎的小問題間打轉，卻無法產生規模宏大的史學作品。

　　中國史學自宋代以後發展出兩派勢力，一為胡安國、歐陽脩等，以簡單晦隱的文詞行意遠流長之褒貶；一為蘇洵、蘇軾父子輩，取各家之言任意書寫史蹟。清初顧炎武提倡以考證治史，可見史學風氣已趨於穩健；然而乾嘉時期過度的追求零星問題的考證，反而無法將其精力放在著作成一家之言的史書作品之上。

　　考據學的科學方法之應用有（一）歸納：儲蓄大量史料，再歸納得其新說。證據選擇以最古為佳；孤證不定其說；得續證而漸信之；遇有力反證則棄之。顧炎武以後至乾嘉時期廣泛使用，用史治史才可訂古人之偽。（二）現代所謂輔助科學，在清代其實就是經學、小學、輿地、金石、板本、音韻、天算諸學，史學家用各種科目作為輔助考史之工具，在清代已然有此應用風氣。

　　內文提到二人的考據學：王鳴盛提倡「說經重師法，反對以意說經。」「自唐中葉以後，凡說經者，皆以意說，無師法。」王鳴盛治經以漢儒為宗，不敢駁經，迷信漢儒使其見識不高，不過有「作史不得擬經」、「編年雖古法，而古不可泥。」的獨到見解。至於考史，王鳴盛注重校書；然而其著述態度和書的自定體例常有不合，標題亦有不夠明確的情況發生。

　　錢大昕運用歸納法和演繹法考史，注重史料的擴充和輔助科學的應用。其考訂古書，先求善本，避免注文參雜正文之中，再以其義例解釋史實，考訂謬誤。此外，錢大昕亦有著述元史之意圖，在當時考據學極其興盛之時，此舉算是難能可貴。

余英時＜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與朱陸異同論＞：

　　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並非前人就說的單純翻版，而是針對清初以來「經學即理學」的中心理論的一種反對和挑戰。「經學即理學」說之發揚光大者戴震認為，理學之「道」或聖賢之義理皆具備於六經之中，然而六經之文字和典章制度已非清代時下學者所識，所以才需要藉由訓估和考證才能夠獲得。歷代儒家學者也多保持「六經載道」的同樣看法。清代從顧炎武到戴震，都是接受程朱理學所謂求道於六經的基本假設。

　　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意在打破此一見解，所謂「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三代以後的道，不可能從六經之中去找到。後世考據學家多畫地自限，又彼此不合，所得更少。章學誠進一步主張以文史見道，三代以下之道當從史之中求得，他所提倡的道已然含有歷史的性質，和戴震的「事物中所顯現的內在條理」相距甚遠。章學誠意圖以史學觀點來超越經學觀點，「理無定型」，既然沒有定型，就無法只用六經之言來套用在所有事物上。透過方志和史籍考的編撰，章學誠逐漸建立起「六經皆史而史不盡於六經」的理論體系。

　　如果說戴震的哲學是程朱「道問學」至清代的最高極致，那麼章學誠的「朱陸異同說」恰可代表陸王「尊德性」朝向清代「道問學」階段的轉變結果。在建立「六經皆史」的理論體系中，章學誠為了追尋學術體系上的自我認同，逐漸向浙西學派的對立浙東學派靠攏，並企圖建立起一套浙東學派的「理學結合史學」源流，以作為自己學術思想足以和程朱之學的戴震對抗的後盾。事實上，從章學誠寫「朱陸」篇時就隱約將自己許為當世的陸九淵。

　　不過章學誠自己也明瞭浙東學派不能像明代陸王理學一樣泛談德性，必須要在浙東史學的流脈下手轉變，和「經學即理學」一樣，章學誠曰「浙東言性命者必究於史」其實也是「尊德性」轉向「道問學」的明確表示。儒學的主流在明代是心性理學，到了清代已轉變成為經史考據之學，為此章學誠不得不作出轉變。章學誠的轉變代表了清代儒學的共同精神：寓虛理於實學和德性資於學問並無相異之處。

　　由章學誠解釋王陽明的致良知：「資之所近」、「性情」是良知，「學者求知之功力」便是致。良知的範圍已被縮小，並從德性之良知轉化為智性之良知，這種解釋和王陽明的本意完全不同。此新解釋是清代儒學轉至道問學的產物，章學誠的學派與其歸於陸王，不如說還要更近於是他學術對手的戴震。

杜維運＜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考＞：

　　西方史學的輸入，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受西方列強的壓迫，揚言變法圖強，清朝屢派留學生出國；然而這些輸入中國的學問大抵不出政治、軍事、教育、經濟，當時從未有人在海外專攻西方史學再帶回中國傳播者。真正的輸入，大致在清朝即將結束的十餘年間。剛開始保守人士對於˙西學的日漸傳入表達反抗的態度，中國文化的傳統光環對傳統份子而言，接受西學實是一大障礙。後來有人提出西學源於中國說，或多或少有幫助西學順利傳入中國的作用。乃至於有嚴復影響鉅深的《天演論》。此時也有開始反中國傳統的聲音，「所以崇國體，是狹陋之見也」、「中國正史，僅記一姓所以經營天下保守疆土之術……而民間之事，悉置不記載」等。有趣的是，近代中國的西化運動，最初參與的份子並非留外學生，而是一群不通外語文字的人。

　　《天演論》的進步史觀替中國傳統崇尚古代的思維無疑是打了一巴掌。物競天存的思想正好契合當時中國因弱小而舉步維艱的現狀，大國愈強則小國愈弱，唯有進步才能夠擺脫弱肉強食的定律。

　　上述對於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替梁啟超的「新史學」舖了一條康莊大道，「四弊」、「二病」、「三惡」是對於中國史學的強烈批判。雖然梁啟超並無閱讀外文的能力，但他間接從日文書籍接觸一些西方史學，並開始嘗試應用西方史學的觀點來批評中國史學作品。《中國歷史研究法》提到客觀資料和主觀觀念革新的重要性，並將史料分類為直接和間接史料，這些都是承襲於班漢穆的史學方法。

　　影響中國史學範圍更大的是胡適。他具有能夠閱讀外文的能力，所以接觸到的史學觀念和理論自然比梁啟超要來的更加完整。他運用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存疑主義和杜威（John Dewey）的實驗主義，將中國治史的方法論科學化，並將科學的嚴謹精神帶到史學精神之中。

　　何炳松翻譯的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學》＜The New History＞算是中國史學界所翻譯有關西方史學理論及方法的第一本書，而魯賓遜的《新史學》內文提到「研究歷史應當本於社會心的要素。」特別強調了社會科學在史學上的運用和輔助，至此書一出，中國史學界重視社會科學的程度日漸加深。近代中國史學界也大抵接受了以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治史的西方史學傳統。此外，何炳松亦將中國史學和西方史學相比較，《歷史研究法》和《通史新義》都是其代表作品。

　　傅斯年貫徹他所接觸到的蘭克「史學即史料學」的理念，注重史料的直接研究、擴充、和應用工具的加強。在實際行動上，安陽甲骨文是史語所挖掘發現，清朝內閣的檔案也由史語所購得。

　　此時另有陳韜和李思純翻譯班漢穆（Ernst Bernheim）、朗格諾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瑟諾博司（Charles Seignobos）等人的史學方法論，其中李思純所翻《史學原論》被視為西方史學方法論鼻祖之作品，重要性不言可喻。八年抗戰時期的張蔭麟，引進了西方史學的默證方法，並著有融合西方史學的中國新史《中國史綱》。國民政府遷台後的張致遠、姚從吾受到德國史學的影響，分別引進蘭克、班漢穆、曼納克（Friedrich Meinecke）的史學方法及研究。此時也有留英的沈剛伯、留美的劉崇鋐分別引進國外新史學。

　　西方史學的輸入不外乎三個管道：西方專史專書的翻譯、大學講堂上的演講內容、通西方史學的中國史家撰寫專文專書的介紹。其中西方專書專史的翻譯艱澀難讀，使讀者難以直接了解西方史學。大學演講是影響力最大的途徑，而中國史家介紹西方專書論文則是能否成長的重要關鍵。受到語言文字的影響，西方的史學寫作技術無法第一時間傳入中國，目前的西方史學的翻譯工作又趨於沉寂。

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背景──清末的史學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

　　中國近代新史學的起源有兩種說法，其一是西元1840年鴉片戰爭以為起點，另一則是梁啟超於西元1902年在新民叢報發表《新史學》以後。梁啟超在百日維新失敗後流亡日本，為福澤諭吉和田口卯吉的「文明史學」所吸引，尤其以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影響最多，此一觀點可以由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提倡歷史寫作應以描述民族的進化和社會的進步為主體可以得證。

　　在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的歷史編撰體例並沒有顯著的創新和突破，直到安陽甲骨文的出土和運用，才使中國史家認識到地下材料和文獻結合考證，即王國維所謂「二重證據法」的重要性。戊戌變法以後以演化論為中心的中國人歷史觀的改變，經由甲骨文等新史料的發現和從日本大量吸收的西學，是中國近代史學起源的重要標記。

　　嚴復《天演論》發表後，已有康有為針對經今文學的角度批判中國的古文經傳統思想，但此一批判仍舊侷限在儒家思想的範疇之內。直到二十世紀初，以梁啟超和「國粹學派」為首才開始對治統和道統進行懷疑批判。甲午戰爭後引發中國至日本留學的風潮；在明治維新前後，日本雖然引進大量西學，但其文化主體仍跟隨中國，並有意藉中國人著作了解西方。

　　十九世紀後半日本人的心態在踏入中國後開始有了轉變。有人對清朝的頑固保守腐化表示失望，也有持續對中國保持好感之人。明治以後漢學研究仍然持續，就實質上而言也是清代考據學的延伸。甲午戰爭日本戰勝後，開始將自己比喻為列國；日俄戰爭後更將自己比喻為強國，而對於中國的缺點也開始藐視，由日本批評魏源《海國圖志》的「洋外史」落伍心態便可略知一二。

　　甲午戰爭勝利後，日本國內產生近代化過程中自我認同的轉移，明顯例子為福澤諭吉號招的「脫亞入歐論」。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國內的朱學已經受到考證學和國、蘭學的嚴厲挑戰。日本處於文化邊陲，對於文化的多樣性自然較中國容易選擇其優，加上福澤諭吉淺顯易懂的西方遊歷《西洋事情》一書助長了明治維新時期崇洋的風氣，使得日本吸收西方文化過程較中國順利。另外福澤諭吉提倡為了要斬斷不合時宜的「時代錯誤」，必須要從啟迪民智，讓全體國民共同建立文明才能成功。

　　在西元1880年以後，在吸收足夠的西方文化使日本超越亞洲各國，日本國內開始出現「國體」、「國粹」的回歸傳統的行動。「東洋史學」即為此一時期的產物。然而，日本將注意力重新轉回東亞，是以改造者和領導者的心態，提升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

　　中國方面，張之洞在戊戌變法後著的《勸學篇》中的「中體西用」論，和福澤諭吉所提倡論點類似。大力支持中國人去日本留學，不僅代表「天朝」官員承認日本的領先地位，承認祖宗的辦法已跟不上時代潮流；而日本和中國文化同種，以日本為樣板，在儒家傳統上吸收西學，正是中體西用的思想主軸。西元1905年清朝廢除科舉制度後，使中國的知識份子紛紛渴望留學，鄰近的日本自是最佳選擇。

　　梁啟超和當時中國留日學生年紀相仿，而又有戊戌政變失敗的經驗，使他更能體會中國和日本社會的強烈差距。在日本新聞史家的影響下，梁啟超回國後也相繼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以轉錄編譯日本的著作為主。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和梁啟超的《新史學》兩本都非標準的史學作品，但辦過報紙的共同背景讓他們的著作得以在影響國人的史學觀念上獲得重大的成功。兩本書都強調歷史的研究應以「進步」為主。

　　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同時也影響了史學體例，由原先褒貶人物、道德戒訓轉變成研究歷史變化，注重歷史解釋為主的敘述史學，即所謂的「史論體」。史論體是以敘述和章節體例作歷史整體的描述和分析，並運用了社會科學作為輔助分析史學。

　　和梁啟超一樣留日的留學生，對於將日本書籍翻譯並傳回中國的新知識傳撥不遺餘力。對廢除科舉後的清朝，一般大眾的歷史教科書對於學制改革造成的新教材需求有著立即填補的功效。新教材對中國人歷史觀念的改變影響深遠，重新塑造中國人的歷史認識。中國史家如章太炎也嘗試新的寫作體裁但未果，章節體的推廣迫使日本和中國的史家必須放棄以前的通史，而尋求於狹小的題目上大作文章。黄節以民族觀點撰寫的《黄史》，正可以視為清朝末期由日本輸入的「文明史學」，已在中國有所成果的表現。

彭明輝＜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

　　五四時期最重要的成就是史學方法和方法論上的革新。當然，除了方法和方法論外，王國維也指出，中國現代新史學的成立，端賴新史料如安陽甲骨文、漢塚竹簡的發現，解決了文獻材料和考古材料的問題。五四時期造成的儒學解體，使中國思潮出現了一次大解離大建構。台灣對史學方法和方法論的重視，便是從五四運動一路承襲下來。

　　學者以新文化運動來思考五四時期的學術轉型，包含：（一）反儒學和中國傳統思想。（二）科學主義的抓來就用。（三）體驗民間生活和鄉村建設；民間文化如白話文運動、西北邊疆考察的田野調查的熱潮興起。上述學術風氣造就了「文學革命派」和「學衡派」、科學和玄學、「古史辨運動」和《史地學報》的相互論戰。然而，這些都只是概括性的革新，事實上五四時期的史學，仍舊處在傳統和反傳統的十字路口上。民族主義、浪漫主義、中西論爭，使得五四時期的學術思想大鳴大放，但對於實際的歷史研究反而成果較少。

　　五四時期的史學，承襲清代考據學派復古而解放、而尋道的知識歷程，以及晚清濃厚的經世思想。標榜運用杜威實驗主義的胡適、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就是運用科學方法研究古史。馬克思唯物史觀、傅斯年的史料史學兩種在理論和史料立處極端的治史方法，成為後五四時期中國史學界的兩種論調，影響至今。

　　五四時期最重要的領導者胡適，在中國傳統的人文學科各個領域都建立起新的改變和價值觀，儘管樣樣通不代表樣樣精，但在方法層面上的創新，仍使胡適身為五四時期文化舵手的地位屹立不墜。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學的崩壞造成諸子、六經史料化的現象，六經不再是神聖經典，而是和通俗白話小說一樣等級的「史料」。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透過杜威實驗主義的方法論、乾嘉考據學的古代史料、先秦的名學邏輯，達成真正「中體西用」的史學新典範。但儘管胡適高倡科學方法，但事實上他的研究並沒有超越清代史學的系統範圍。若說胡適最重要的史學貢獻，除了六經史料外以外，就是將通俗文學也納入研究和史料範圍內。五四時期的史家如顧頡剛、傅斯年、羅爾綱等人都受其影響。

　　何炳松的考據學和胡適不同，他將章學誠的史學方法和西方史學進行比較，而胡適則是謹守乾嘉考據學的原則，因此造成何炳松重思想，胡適重考據。胡適以西方史學的科學方法來重新整理中國傳統史學的材料；而何炳松卻是將焦點放在中西史學思想的討論上。

　　此外，何炳松翻譯魯賓遜的《新史學》內容乃針對蘭克學派的反動，包含歷史實用性、歷史學研究範圍、社會學科重要性、史學客觀性。而傅斯年引進蘭克史學入中國的時間還較何炳松晚。傅斯年的史料學派極強調史料和輔助工具的重要性，尤其相信史料的絕對客觀，將考古、文獻、語言三位一體做史學研究，創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響中國近代史學非常深遠。

　　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依據各時代時勢來解釋各時代古史，此淵源承襲清學。全面否定上古史可信度的先驗假設，再動手找資料，其方法並非科學，而也遭到了《史地學報》的攻擊。但不可否認的是，古史辨運動對於儒學在史料的支配性掃除，通俗文學的史料化，有著極大的貢獻。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

　　傅斯年在文章一開始就以破題來陳述他的史學中心思想：「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傅斯年亦提到了語言學的流變發展，對於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所謂「一個民族的語言即代表此一民族的精神」，若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歷史，就不得不先從其語言開始著手研究。語言學已然成為歷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輔助工具。

　　中國傳統的歷史學和語言學發展的歷程對傅斯年而言算是退步的。司馬遷的治史水準不輸於十九世紀清代的治史大家；歐陽脩的《集古錄》直接研究史料被傅斯年視為是史學研究紮實的真功夫。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能夠在茫茫史料大海之中考證、編訂，讓人感到十分訝異。然而到了明朝，整個治史風氣開始衰敗；在清初曾有浙東學派有復興史學之跡象，但至乾嘉以後，整個史學界不見官私修史書的革新開創，變成以考據訓詁為主。顧炎武的史料考證被視為是最近代的治史方法，但三百年後方法不但沒有創新，反而沒落了。

　　中國歷史和語言學無法進步的原因在於（一）專注於研究前人創造之系統而不直接從史料研究。（二）缺乏能夠持續擴張研究史料的史學。（三）缺乏擴充治史輔助工具的行為。以上三點若無持續的擴充更新，即使中國境內擁有再多文獻史料和文物史料，沒有辦法進行研究也只是易入外國人之手。

　　根據以上三點，傅斯年開始思索如何推動歷史和語言學發展，其中不只要將上述三點擴充更新，另外對「國故」、「國學」這種侷限史料範圍研究的想法給消除。對於史料只要進行大量的蒐集、整理、考證，史料自然會陳述客觀事實，超過史料所及敘述範圍就不可妄意推論。「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只要透過史料的詳細擴充、考證、整哩，輔助工具例如語言學的運用得當，那麼傅斯年所謂「史學即史料學」的想法，是可以透過實踐來達到一定目標的。

許冠三〈正在尋求自我的本土史學〉：

　　從西元1987年起，大陸史學開始所謂「復甦」，從思想解放、理論反省與自我追尋三方面進行。所謂「思想解放」，或「解放思想」，實有雙重含義。從表面上說，便是掙脫長期加在歷史研究上的各種思想桎梏。而從內在意涵來說，便是鄧小平所倡導的「實事求是」原則，突出「歷史科學的真實性」，強調歷史研究須「忠於事實」，須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去認識、撰寫歷史。

　　由於大張旗鼓地撻罰「三化」：簡單化、片面化和絕對化──從思維和學風入手，以現代化的眼光看待舊的史學議題，發掘新問題，從而得出新認識，用以取代或修正流行數十年的的定論。在古代史的研究上，最值得注意的變化並不是在研究議題的翻新，而在研究焦點的深入探討。

　　新概念的運用和西方系統論、控制論之假說與方法的引進。這些變革導致中國大陸使用多年的指導理論的反省，以及和認識論與方法論唯一的史學自我追尋。在鄧小平號召「走自己的道路」不久，中國史學會決定以「建設具有中國氣派和當前時代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為長遠目標。在認識論的層次，則已明確史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為主題，特別是歷史認識、史學與歷史唯物主義之類「歷史理論」的關係。

　　蛻變由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研究與撰述展開序幕。隨後便是傾向恢復黨史真面貌的作品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諸多涉及李大釗、陳獨秀二人翻案的作品。在此時一系列的翻案文章出現之外，還有一系列的觀察實證、紀錄事實的文字。

　　史家並首次正視五四時期「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歷史作用，開始研究過去由種種原因不能展開研究的許多人物，重新評價過去幾個公認的「反面人物」，特別是陳獨秀和胡適。由於海外觀點的刺激與「和平統一台灣」意圖牽引，開始對國民黨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認知有所改變。在專史方面，復甦較快速的近代經濟史與中外關係史。對於中外關係史，以中美關係最受注意。在鄧小平訪美前後，「美中關係史實質上是一部侵略和被侵略的歷史」的「定論」開始動搖。此外尚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基督教文化與儒家傳統的矛盾。

　　在古代史領域，最惹人注目的變格是新概念、新方法與新理論的引進和採用。近代新進輸入的系統論、控制論立說，認為中國社會所以長期停滯於「封建」階段，歸根究底是由於它的結構是一種「超穩定系統」。它的特點是：一方面具有超常的穩定性，其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三結構之間橫能維持一個相互生剋的平衡，另一方面他又不時出現平衡失調所導致的週期性震盪──封建王朝的沒落與更替，其實農民戰爭便起而發揮調節作用，成為促使他恢復平衡與穩定的重要機制。「超穩定系統」假說亦間接否證了維物史觀的經濟結構或生產方式的最終決定論。

　　現代化時期的史學理論非但已注意「歷史客觀」與「歷史記載」的區別，「歷史實際」、「歷史資料」與「歷史認識」這三者之間的差距，而且還嘗試論證史學的研究對象、認識過程與思維模式之不同於其他經驗科學。史學家的任務，在抽象、揭示或闡述一般規律之外，還得恢復歷史活動的「本來面目」以反映其真實。

　　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假說乃是「通往客觀真理的必由之路」。就中國的學術現實言，「假說權」乃是社會科學者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權力」。

　　正值方法論層次系統的輪廓若隱若現之際，史學理論的層次模式亦在緩緩成型。劉文瑞建議，史學宜劃分為「理論史學」與「應用史學」兩層，凡是旨在「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和「促進文化社會素養、道德水平」的史學活動，或帶有其他社會政治功能的述作與研究，都該歸入應用史學。

王晴佳《台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

　　從遷台到戒嚴後，台灣的史學界經歷一段動盪的日子，這時期影響了很多當代史家。在解嚴後，許多在戒嚴時期無法觀看或查詢的史料都慢慢釋出，而新開放的新史料，又以與台灣史有關的佔大多數。在史料收集方面，這一自由的具體表現就是民間性組織與機構的紛紛出現，擴大了史料收集的範圍。另外，政府部門也逐步將原來封閉的有關檔案公開，使得台灣史的研究阻礙逐漸減少。

　　史料收集可分為官方和民間，官方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間則成立各種的基金會或研究室。各種雜誌的興辦下，也促使了台灣的鄉土文化發展。再加上政府的提倡，使得台灣在當時本土文學及歷史的研究大盛，尤其以撰修地方志的表現最為關鍵。

　　西元1950年代台灣史的研究，完全以中國史的發展角度進行研究。然而在西元1965年，＜台灣省通志稿＞完成，可以視為前一階段以中國史引領台灣史的終結。自此以後，台灣史的研究走向更深入化的在地探討，廣泛採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加上史料容易取得的地利因素，台灣史很快成為區域史的研究中心。

　　 政治的開放、社會的需求、史料的開發，使得台灣史的研究在西元1980年代後期逐漸興盛，並成為史學界的顯學。在這新階段中，台灣史研究人員，正尋求「台灣史研究的新精神」，對台灣的歷史作出新的解釋。他們將台灣歷史階段化，在各時期尋找台灣人的歷史並加強歷史本土化的意識。台灣本土化運動的開展，與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變化，有很大的關係。中國大陸之進入聯合國以及被西方國家承認，直接否認台灣所自認的正統中國繼承地位。

　　西元1960年代中期台灣社會史研究的興起，就是其典型的表現。在此之後台灣國際地位的變化和解嚴前後政治的逐步開放，對台灣史學界的影響，則更為明顯。西元1983年鄭欽仁在《台灣文藝》發表＜台灣史研究與歷史意義的檢討＞，被後來學者認為是標誌台灣本土歷史觀興起的重要作品。

　　事實上，台灣史學界對生活文化史的重視，受到西方史學界的影響鉅深。杜正勝承認他所提倡的生活禮俗史，部分地受到了年鑑學派的影響。史家逐漸把研究焦點從公領域轉到私領域，從政治轉到社會，從社會轉到家庭，從家庭看待兩性關係和婚姻以包含日常生活的方面，因此婦女史、家庭史和兒童史逐漸受到重視。

　　解嚴之後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開展，也使得教科書的編寫，逐步由教育部統編，制定統一的部訂教材，逐步改為向學界、社會開放，採取公開競爭的方式（然而還是採取一綱多本，這個綱目前來說是不變的）。

　　台灣史學界目前對史學傳統的觀念和方法兩個方面的反省還不夠，至少在理論層面是如此。此外，生活文化史的發展反映了台灣史家在走出民族史學，政治、軍事和外交史的藩籬，開拓新的領域，嘗試新的方法發展台灣史學。

一江山島戰役

一、一江山島戰役的背景簡介

　　西元1952年4月，時任華東軍區參謀長的張震（西元1914年-）開始規劃從大陳群島開始的由北至南軍事行動，並獲得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同意。儘管毛澤東在彭德懷擔心的美國武裝介入可能性之下暫緩了此計劃，不過在同年7月，中共高層在嗅到韓戰停火可能性增加的同時，華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務委員陳毅（西元1901-1972年）委託參謀長張愛萍（西元1910-2003年）再次籌備關於進攻浙江沿海島嶼的計劃（註一）。

　　在西元1953年7月27日韓戰的中美雙方簽訂停火協定後，同一個月內陳毅和張愛萍便向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提出他們的方案：用五個軍的兵力進攻金門，並修建福建的幾個機場、鷹廈鐵路（註二）、廈門海堤。毛澤東在兩人面報完後立即批准，並指示張愛萍與福建軍區司令員葉飛前往朝鮮戰場學習。

　　然而，當時轉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部作戰部長的張震上書給毛澤東，提出「先攻大陳、後攻金門」的反駁建議，他提出先攻下大陳以利於兵力集中，將攻打金門的戰費先拿去修建福建鐵路，確保到時攻打金門戰後補給的穩定（註三）。張震的建議被毛澤東採納。張愛萍和陳毅的先攻金門計劃因此被變更成先打大陳群島，解放浙東沿海島嶼的逐島作戰。而一江山島位於大陳群島的北面，是國軍監視台州灣口的一個重要的海上監視哨（註四），也是從北面進攻大陳島時首先遇到的要衝。在張愛萍的戰場勘查和研究後，力排眾議，改為先進攻一江山島，再進攻大陳島（註五）。

　　毛澤東除了考量到兩個方案間的戰費評估，也考慮到攻打金門時美方可能將會武力介入的態勢。再者，韓戰停火後國際間不適於組織大規模渡海登陸作戰，當時的金門駐軍約有六萬餘人，強行進攻勢必會受到國際關注；選擇浙東的較小島嶼作戰，引起的國際反彈較小，也不會影響到韓戰停火後中國國內的經濟建設（一五計劃）。

　　從中共解放軍的作戰能力來看，此時尚缺乏陸海空三軍共同登陸作戰的經驗，而金門要塞式的防禦工事已經修築，要進攻金門需要砲兵隊和空軍的掩護。當時福建省既無鐵路設施，也無可供噴射式戰鬥機起降的機場（註六）。而福建山區多，要修築鐵路和大量有混凝土跑道的機場需要時間。解放軍空軍主要戰力和工作部隊還留在東北地區的遼寧附近，一時之間無法入閩。

　　將作戰地點改為浙東沿海島嶼，作戰難度較金門要小，兵力可從華東軍區調度其中一部分陸軍，上海、杭州、寧波有海、空軍基地可以立即支援，順勢累積中共解放軍渡海登陸作戰的經驗。西元1954年3月到7月，為了反制國軍在浙東沿海的封鎖和騷擾，中共趁春汛發動一波「貓頭洋護漁戰」，登陸並攻佔一江山島東北方的東磯列島，解放軍遂控制大陳群島以北的制空、制海權，並將一江山島納入陸軍砲兵隊的射程範圍內（註七）。西元1954年7月後，國軍的飛機已經逐漸減少對浙東沿海的騷擾行動，顯示中共在浙東已有相當的制空權（註八）。

註一：徐焰，《台海大戰（上）：中共觀點》，頁160。
註二：又稱鷹廈線。路程北起江西鷹潭，南至福建廈門。於西元1954年開始興建，西元1957年通車。
註三：袁應誠，《毛澤東對臺政策之研究（1949-1976）》，頁48。
註四：劉毅夫，《風雨十年：一個戰地記者的見證》，頁149。
註五：徐焰，《台海大戰（上）：中共觀點》，頁167；周湘華，《中共在1954年台海危機行為之研究》，頁86。
註六：噴射式戰鬥機起降需要兩千米左右的混凝土跑道，而當時福建只有路況不佳的幾條公路，和兩座短距離土跑道的機場。徐焰，《台海大戰（上）：中共觀點》，頁162。
註七：周湘華，《中共在1954年台海危機行為之研究》，頁92。
註八：西元1954年秋季，中共完成從浙江到廣東沿海的雷達網；而大陳群島已超過台灣本島的雷達管制範圍，故國軍在大陳群島作戰時無法有效的提供空中支援。周湘華，《中共在1954年台海危機行為之研究》，頁83。 

圖一：一江山島、東磯島和大陳島地圖 

二、一江山島戰役過程簡介

　　西元1954年8月27日，浙東前線指揮部成立，張愛萍任司令員兼政務委員，負責指揮進攻一江山島與大陳島。同年11月1日，解放軍空軍和海軍聯合作戰，連續轟炸一江山島和大陳島，空軍在大陳島上空掩護砲擊，使國軍空軍無法投入到大陳地區進行戰事支援。儘管解放軍空軍因對海上目標的轟炸缺乏訓練而未能炸沉國軍軍艦，但已有效封阻國軍海軍的日間活動。

　　11月14日，解放軍的六艘魚雷艇靠著雷達的搜尋，在夜間擊沉了國軍海軍的曾參與西元1949年古寧頭戰役的主力艦之一「太平號」。這是解放軍魚雷艇部隊首次作戰勝利，加上美國第七艦隊的艦隻駛離浙東，對國軍海軍的士氣造成了一定打擊。然而在12月2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中共推動新的兵役法（註九），冬季台州地區多風使得登陸作戰變得困難，毛澤東決定將進攻一江山島的時間向後推延至翌年一月，並將目標放寬成不限一江山島，只要防禦薄弱之島嶼即可攻打（註十）。

　　為了保持制海和制空權，同時隱蔽登陸作戰意圖，從西元1954年12月21日至翌年1月10日，解放軍浙東前線指揮部出動空軍轟炸機，五次轟炸大陳島，並在1月10日趁著國軍海軍在大陳島的艦艇因風大未能日間出海之際，炸沉國軍坦克登陸艦「中權號」。而在夜間作站時，解放軍魚雷艇隊又擊沉國軍砲艦「洞庭號」（註十一）。此後國軍的船艦不敢再進入大陳海域，對解放軍的渡海作戰增加一定優勢。

　　西元1955年1月18日，解放軍史上第一次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在一江山島展開。解放軍出動了海軍各型艦艇一百八十八艘、航空兵二十二個大隊共一百八十四架飛機，地面砲兵四個營十二個連（火砲一百一十九門）、高射砲兵六個營（高射砲六十門）負責轟炸火力支援和對空掩護（註十二）。在空軍和砲兵隊的轟炸掩護下，解放軍20軍60師178團2營首先登上一江山島的最北端樂清礁的狹長地段，178團1營從北一江山島西岸漸次登陸，兩路的目標是一江山國軍司令部所在的203高地。180團2營部隊則從南一江山島登陸。

圖二：解放軍一江山島作戰示意圖 

　　一江山島的守軍是以地區司令王生明為首的突擊第4大隊、突擊第2大隊，第4中隊及炮兵第1中隊。軍隊的組成份子多半是在大陸受過階級鬥爭的逃亡地主和惡霸，對於共產黨極為仇視，因此從王生明以降的一江山島守軍，都展現了死守一江山島的決心（註十三）。國軍在一江山島上的諸多岩洞修築大量防禦工事和坑道，但在解放軍空軍和砲兵火力支援下，在登陸戰前即摧毀掉國軍在島上大部分的火力點，並壓制了國軍在大陳島的支援火力，使得解放軍在登陸一江山島後得以迅速的突破國軍的坑道和水線地堡。 

圖三：今日一江山島西岸碼頭碉堡

　　下午2點29分，解放軍開始兵分三路進攻一江山島。從北端登陸的解放軍經過奮戰，突破國軍的塹壕。第二路解放軍從一江山島西岸登陸，首批登陸的幾個連進展順利，僅其中1連遭到國軍水線地堡的突襲，又沒有利用炮火開闢的通道，反而機械性的自行組織爆破，滯留了四分鐘，造成較大傷亡。第二路部隊佔領國軍第一線陣地，控制了北岸一線灘頭陣地，第二梯隊也隨即登陸。 

圖四：解放軍的登陸部隊

　　第三路解放軍是180團2營的部隊，奪佔南一江山島。解放軍進展順利，5連僅用了十一分鐘，就連續突破國軍兩道封鎖線。7連只用了三十分鐘就從灘頭一路打上山頂，奪佔了島右方的160高地。 

　　解放軍登陸後，利用炸藥包、火焰噴射器和手榴彈等武器殲滅了坑道和岩洞中的國軍。下午三時，解放軍攻佔了203高地，兩小時後國軍一江山島指揮官王生明陣亡，副指揮官王輔弼被俘。1月19日，解放軍完全佔領一江山島，全殲國軍一千零八十六人（殺死五百六十七人、俘虜五百一十九人）。解放軍死亡三百九十三人，受傷一千零二十七人。一江山島戰役就此宣告結束。 

圖五：今日203高地（一江山國軍司令部）

　　值得一提的是，共軍史上第一個噴火連（註十四）。在一江山島登陸作戰中，使用從各地搜集來到二十七部日制100型噴火器，配合步兵分隊燒毀國軍地堡四十五個（約占島上永久和半永久工事數量的三分之一），並燒毀國軍火力點二十多個，國軍兩百餘人陣亡，約占國軍傷亡總數的五分之一。 

圖六：解放軍攻佔一江山島

圖七：一江山島戰役的國軍戰俘

註九：西元1954年12月16日中共國務院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草案）》。解放軍兵源由志願役改為義務役。當時部隊士兵多在國共內戰前後入伍，按規定要在舊曆年前退伍，使得部隊內一些待退士兵對於此次作戰存有異議。徐焰，《台海大戰（上）：中共觀點》，頁173。
註十：袁應誠，《毛澤東對臺政策之研究（1949-1976）》，頁54。
註十一：徐焰，《台海大戰（上）：中共觀點》，頁174。
註十二：周湘華，《中共在1954年台海危機行為之研究》，頁110；劉毅夫，《風雨十年：一個戰地記者的見證》，頁145。
註十三：徐焰，《台海大戰（上）：中共觀點》，頁174。
註十四：中共華東軍區在西元1954年10月16日把中共陸軍20軍60師師屬防化連改編而成。 

三、一江山島戰役的影響

　　一江山島的戰役規模雖然不大，但對於國共兩軍皆有著深遠的影響。共軍方面，一江山島戰役是解放軍史上第一次陸海空三軍的聯合作戰，此次勝利不僅顯示解放軍在現代化戰爭的進步，且對於以後的浙東逐島作戰具有指標性的意義。一江山島淪陷後，解放軍的火砲射程已可覆蓋大陳島，加上中共空軍在浙東的制空權，國軍認知到浙東諸島已無法防禦，開始逐步從大陳、披山、南北麂山等浙東沿海的島嶼據點撤退至臺灣本島。

　　國軍方面，浙東沿海島嶼的淪陷，就戰略意義而言損失不大，但在心理和政治層面上，浙東島嶼象徵著反攻大陸的最前線基地，是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決心和象徵；而一江山島淪陷後，代表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最後希望也趨之破滅（註十五），僅能將防線退縮至金門、馬祖，態勢逐漸趨於被動。

註十五：周湘華，《中共在1954年台海危機行為之研究》，頁106。

四、參考資料

周湘華，《中共在1954年台海危機行為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94年
袁應誠，《毛澤東對臺政策之研究（1949-1976）》，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8年
徐焰，《台海大戰（上）：中共觀點》，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
劉毅夫，《風雨十年：一個戰地記者的見證》，華視文化公司出版，民國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