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基維利的君王論（The Prince）是以君王統治國家而衍生出的一種統治工具和手段。其理論的立足點、出發點是建立在「人性皆惡、人本逐利」的大前提之上，和厚黑學的出發點不謀而合（恐怕厚黑學也大量參考了利益學相關的書籍）。
然而，很多在位者卻無法很有效、很精準的完全奉行馬基維利學的條則，進而達到書中所提：君王應有的「完美、洞察、英明」形象。排除君王本身的個人能力不足、環境的壓力讓君王手足無措、君王的視野不夠宏觀以致於無法洞察先機等種種因素外，我認為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於，在位者就算控制所有資源，掌握完全的權力把柄，也無法依照馬基維利書中所寫「如有必要，君主應隨時拋棄傳統道德」（按：馬基維利自己也在書中提到說"he holds to what is right when he can but knows how to do wrong when he must."表示說馬基維利自己體認到，他理論中的絕對性質在現實手段上還是存在著實際操作上的難度。對統治者而言，唯有道德和法律雙管齊下的統治，國家才有可能屹立不搖。）那般完全做到。因為眾人在成長過程的普遍教育中，被灌輸著不同形式（這裡指著各地不同的風土民情會導致內容上的差異）的道德（可以解釋為人與人之間，人隸屬於社會群體之下的相處、生活準則），這股道德力量會潛移默化至眾人的潛意識之中，形成一種隱性的精神制約。我姑且把這股制約稱作為「良知」。
良知會牽制著統治者的行為和判斷，讓統治者在抉擇一項重大決策時，良知和利益理智會互相牽制，變成一種「天秤式的平衡」。一旦哪邊的想法過重而失衡，統治者就會喪失原有的判斷能力，而出現不合常理、偏激的行為。
每個人心中都存在著良知，只是良知會隨著人的地位不同、權力大小、思想領域而有所改變，轉化為不同領域、不同形式的良知。良知可因人在看待事物上的切入角度不同而有著面貌上的差異存在，有私人的良知（例如家人、親密朋友、女朋友的親疏之分），有公眾利益的良知（例如國父革命、切‧格瓦拉Ernesto Guevara的作為，在前提是好的情況下，改變痛苦現狀的激進革命都可歸於此類；至於以後發展，那又是下面的回答）。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當「天秤式平衡」倒向良知時，統治者便很難做出為小利益而去犧牲大良知的事情；當然，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因為民意的反動所帶來的壓力，但至少以結果論而言，不外乎如是。
然而有一個極重要的一點是，在現實生活中，良知和利益總是糾纏不清，很難劃分界線去作一個完全性的區隔（這和Leo的「偽君子」、「真小人」有異曲同工之妙）。腦袋轉動的快的聰明者馬上就會想到懂得運用良知的最大價值，也就是自身的利益之骨披上良知之皮，去將謀取私利的行為，冠上追求公眾利益的名號（也就是私人良知的群體合理化）來達到自身目的。歷史上不乏這一連串例子：希特勒以喚起亞利安民族榮光為藉口，對猶太人進行大規模的滅絕屠殺；史達林、毛澤東、蔣介石為了鞏固、強化自身的權力核心，以公眾利益口號之假，行肅清殺戮之真。
所以說，馬基維利的理論是對的，但僅僅不過是真實下的一小部分正確，就像新聞因立場偏頗而只報導出一部分事實一樣。我們不必去責難他，因為他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對人性做出簡單化、通則化的概括分析（人性本惡、自私、人民都是豬頭三是馬基維利不能更動的中心思想）。以當時而言，這是個新穎聳動的觀點，用現實的功利主義手段去企圖摧毀現有的理想主義，進而再去創造一個嶄新的理想主義。並不能批評他不夠理智、不夠睿智；應該說，馬基維利欠缺了一種周延妥善的觀察人性的大角度，那是在利益的另外一面良知上，他無法看得透澈，也無力去著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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