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日本歷史在發展上，自大和時代（西元250─710年）始，就陸續受到經自朝鮮半島漢文化的輸入。從中國化的大乘佛教、官階制度、曆法、首都規劃、稅制，無一不是效仿中國。其中漢文字的輸入與傳播是日本得以全盤吸收中國文化並仿效之的重要關鍵。和朝鮮一樣，日本使用漢文字書寫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一般認為漢字是從西元五世紀隨著佛教經典的引入而在日本出現。《日本書記》稱應神天皇時代（西元270年左右）即有漢文字從朝鮮半島傳入日本1；但正式有系統性的使用、書寫漢文字，應從西元七世紀時，聖德太子頒布憲法十七條，著述《三經義疏》2才算起始。綜觀整個東北亞文化圈（漢字文化圈）的造字原則，不外乎沿用漢字、混合漢字和拼音字這三個大原則。
在一系列模仿唐化的歷史過程中，從使用漢字到使用假名的轉變，恰好可以看作日本中古歷史過程的縮影。文字的使用不僅是文化圈的文化傳播和交流而已，更是一種體現歷史演變的流程。本文試圖透過簡述日文字的變化過程，進而探討其中的歷史意義和價值。
1西元285年，應神天皇透過和彌吉師引進《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和漢字。
2推古十五年（西元607年）聖德太子為《妙法蓮華經》、《勝鬘經》、《維摩經》三經作注。
二、日文造字的演變和結構
使用漢字的文化圈依照漢字的使用程度可以分為：（一）完全使用漢字：中國、台灣。（二）漢字和拼音字混和使用：日本、南韓。（三）完全使用拼音字：北韓、越南。其中又可依雙文字的使用程度而分為以下：
（一）真正的雙文字現象──不僅使用他國文字，也同時使用他國語言的國家。
（二）邊緣的雙文字現象──僅有轉寫（transliteration）、抄錄（transcription）的使用文字動作。可以再細分成：相繼的文字雙軌制（sequential digraphia），即在長時期中，一種語言可能相繼使用好幾種文字。和共存的文字相軌制（concurrent digraphia），即一種語言同時混用兩種文字。3
日文字演變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一）學習：學習漢文。（二）借用：用漢字表音、表意。（三）仿造：做新字。（四）創造：創造拼音文字。促使日文字改變的動力在於，用表漢語音韻（孤立語，少有屈折變化）的漢字來表日語（粘著語，agglutinative language）並不方便4。
日文無論是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是藉由漢字來創造，或斬頭去尾、或取偏旁、或撮一角等。假名在過去日本的社會地位中十分低落，主要為婦女及下層階級的民眾的文書工具。男人和貴族階級主要仍是使用漢字。
日文漢字分為三種：（一）直接沿用漢字，用漢字的形、音、義，此為「音讀」。（二）利用漢字的形、義，但不取其音，而用日語的讀法，此為「訓讀」。如日、月、山、川等只有一個漢字的詞，多為取其字而捨其音。（三）用漢字的形、音，但不取其義，創造新字。
此外，漢字詞的輸入地區與年份的不同，也會造成字詞音韻的不同而分為吳、唐、漢三種音韻。吳音泛指唐代以前中國南方音韻，與佛教有關的辭彙多為吳音。漢音源自唐代中原的音韻。唐音則為宋、明、清時期的發音。
在語言學中，有所謂假借字（phoneticloan character），意指借用一個發音接近或是屬性近似的字根，來表達所指之事物。日本民俗學家柳田國男《地名の研究》一書中有舉例：日本的富山（とみやま）以前叫做遠見山（とおみやま），富山是居民嫌其名太過普通而美化過後的名字，希冀以後的生活能夠富裕起來。而漢文和日文就有大量使用假借字的習慣。
文字和語言是相互影響的，而日文的建立基礎源於漢文，在日文詞彙隨時間推進而不斷擴充的情形下，現代漢文也或多或少受到日語構詞的影響，例如：（一）在詞尾加上「性」。如普遍性、相對性、民族性。（二）在詞尾加上「化」。如機械化、電氣化、革命化。（三）在詞尾加上「力」。如生產力、影響力、勞動力。（四）在詞尾加上「界」。如文藝界、科技界、體育界。（五）在詞尾加上「率」。如出生率、安全率、成功率。另外現代漢詞如「文明」、「經濟」，也和古漢文中「見龍在四，天下文明」、「經世濟民」的原意完全不同，這也是受到日文的影響。
十六世紀時明朝東南沿海一帶正飽受日本倭寇的威脅，便有中國人鄭舜功（西元1522年─1566年？）以「寄語」5音譯日文讀音，利用萬葉假名介紹片假名與其字源，希冀藉此讓中國人得以了解日本人。6但如同以漢字來讀日語一般，讀音錯讀、詞性判別錯誤仍然是問題核心所在。
由上述例子可以得知，日文的假名和漢字其中的差異點為何。一般來說，漢字主要用以書寫「實詞」，諸如主詞、動詞、形容詞、副詞和一些連接詞等。假名則用來書寫「語法虛詞」，包含附屬詞、屈折詞綴、方位詞、助動詞及連接詞。7
3張學謙，《漢字文化圈的混合文字現象》，頁2-3
4張學謙，《漢字文化圈的混合文字現象》，頁3
5寄為古代中國官名，是執掌翻譯東方語言的官職。寄語是將日語翻譯成中文，作為中日對譯之詞彙集。
6徐興慶，＜《日本一鑑》的歷史意義及其漢日對音詞彙之價值＞，頁192
7張學謙，＜漢字文化圈的混合文字現象＞，頁4
三、日本文字發展前期（西元790年以前）
日本在尚未發展文字以前，就存在以口述傳承的文學材料，如神話、歌謠，爾後變成日本文學的根基，日本文化的共同歷史記憶。在《古事記》、《日本書記》、《萬葉集》中，其文字表現尚未發展至個人抒情，而仍以團體共同的信念，例如集體的生活範疇展現為主。除了團體性質，口述文學的特徵還有實用性，像是日本宮廷祭典祈禱的「祝詞」，或是像天武天皇遺詔、《高橋氏文》8和《古語拾遺》9等，具有類似道德指標的勸善功能存在。
「語」、「宣」、「歌」被視為口述文學的三種基礎。「語」是神話傳說；「宣」是祝詞；歌是歌謠原來用語言表達的動作狀態，如農夫在收耕時吆喝指揮眾人動作的音調。「語」和「宣」在最早期時和「歌」是相似的，如同中國詩經的「雅」一般。《古事記》中，敘述八千矛神（やちほこかみ，又名大穴牟遲神）的「唱和」10已經變成歌謠的形式流傳著。而所謂「呪詞」、「託宣」11、「神語」也是近於歌謠，具有固定的韻律。
西元607年，大和朝廷開始派遣隋使、遣唐使，以及留學僧、留學生，將中國文化傳入日本。中國六朝、隋、唐的文化經由日本大量吸收模仿，從上而下的「大化革新」，制度面的《大寶律令》及《養老律令》，官方的文體不斷的模仿並使用漢文，使得「唐風」蔚為風氣，成為日本文字發展的溫床。第一部官撰史書《古事記》和第一部日本正史《日本書記》便是日本古代文學彙集之大成。由官方撰寫正史的動作，很難不說也是受到中國的正統觀念影響，《古事記》和《日本書記》都企圖建立天照大御神（あまてらすおおみかみ）的系譜，表示日本朝廷此時已知道透過撰寫歷史來建構民族正統性的概念。民族一統的概念也呈現於《古事記》當中，「國讓」12的觀念便是如此。這樣的歷史背景，以單一民族、天皇皇室作為民族與政治統一的核心，成為歷史中日本的國民性格13，這也是為何日本從古至今只有一個人膽敢僭越身分自稱為新皇（平將門）的主要原因。
圖一：天照大御神族系譜27
《古事記》序文用純漢文書寫，抄襲中國「表」的形式，文體以唐代長孫無忌《進五經正義表》為範本，句子則有抄用長孫無忌《進律殊議表》、《文選》、《書經》的文句。14《古事記》的文體亦受到漢譯佛經的影響。《日本書記》在文句、體例上也多抄襲《漢書》、《後漢書》、《三國志》。
《古事記》成書於西元712年，《日本書記》成於西元720年，兩部最早期的官方著作都約成於八世紀初，就此大概能夠推估以歌謠、神話形式流傳的日本文學「模型」，最早約在六世紀就已有雛型，隨後再以「和歌」的形式現身。15日本人最早創作的漢詩集《懷風藻》於西元751年編撰完成。以上三部作品，都是由漢文字所書寫而成。漢字的日語化和漢文呈現平行的發展模式。
而到了《萬葉集》時，就開始將作品按季節和地域作分類；且受到漢樂府詩五、七言的影響，《萬葉集》收錄的和歌已逐漸發展出固定格律的「五七調」，算是將古早散篇收錄在《古事記》和《日本書記》中的和歌進行系統化、理論化的編撰行動。日本的文字敘述便產生了地域差異特性，如平安京和奈良的文字風格一脈相承，因為京都的地理環境和奈良盆地相似，周圍多山環繞。《古今和歌集》和《源氏物語》中就有許多描述山景的文字。
日本學者佐藤武義所做的一次統計，將日本古典名著《源式物語》、《萬葉集》等十三本書中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詞類作分類，挑選出來，每一類中刪去重複單詞、生僻單詞、宮廷用語、民間俚語、人名、地名等，最後發現約有兩百個單詞是在十三本書中都出現過的。《源式物語》成書時間約在十一世紀初，而《萬葉集》約在八世紀末（收錄四世紀至西元760年前後的詩歌）。這兩百個單詞被視為是架構古代日語的基礎詞彙，由此可知古代日語的基礎詞彙量仍然很少，並無法表達過於複雜的意義。16
8延曆十一年（西元790年），高橋氏呈現朝廷之氏族文，內容為敘述高橋氏之由來及其祖先功績。
9大同初年（西元806年）世襲祭神職司的齋部廣成，為了對中臣氏表明自己氏族由來所寫的文書。
10《古事記》第五章＜出雲建國＞第一節「沼河姬的戀情」翻譯節錄：
八千矛神欲婚與高志國之沼河姬，遂到其沼河姬之家，歌曰：
「八千矛神坐國中，多島之國無以妻，聽聞遙遠高志國，賢明之女具尚在，
久聞動人麗美貌，為之與汝求於婚，余心躍動遂來此，大刀所配繩未解，
配刀未解襲未脫，推搖少女所眠門，余立門外頻搖戶，余仍佇立於門外，
青山鵺鳥作哀鳴，原野雉雞為鳴啼，庭中公雞已報曉，聲聲令人心以煩！
欲將鳥兒具打下，不使鳥等續作鳴，翱翔青空信使鳥！將此代言傳於汝！」可見得已有韻體詩歌的基礎格律。
11指透過占童（靈能者）對人傳達神意（神仏などの託宣預言）。
12《古事記》卷上，第五章＜天照大御神與大國主神＞第二節「國讓」：傳說出雲國的大國主神奉天照大御神的神敕，將國土讓給皇孫並歸順之。
13葉渭渠，《日本文學思潮史》，頁24
14劉崇稜，《日本文學概論》，頁292
15劉崇稜，《日本文學概論》，頁12-13
16陳乙文，《日文筆譯時的關鍵性問題點探討》，第三章，頁33
四、國風文學、文字的萌芽（西元794年─西元1191年）
從大化革新之後的一連串唐化，包括律令制度的建立、仿照唐長安建立新都奈良，替中央集權作出一定貢獻，讓日本從氏族社會逐漸過渡到封建社會，加強以天皇皇室為中心的古代國家體系。隨著儒、佛思想在社會的發酵，聖德太子頒布憲法十七條之後確立法的結構性和秩序性，保障個人的發展，對於思想的安定有相對的正向作用。以上種種相加起來，就促使走向以個人情感訴求的，由群體文學走向個人文學，由漢文學走向國風文學的道路。
西元794年，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至此開始日本文字演變和社會風氣呈現一種不同於以往的嶄新面貌。基本上在平安朝初期，日本朝廷仍持續派遣唐使，輸入中國的文化。桓武天皇時期藤原繼繩撰修《續日本記》，由菅野真道撰補完成。空海帶回漢詩論集兩部《文鏡祕府論》、《文筆眼心抄》影響日本和歌巨大，但那是對《文鏡祕府論》過度發展漢文的日本文化反動。《文鏡祕府論》在闡述詩的社會價值時，同時倡導儒家「詩言志」、「述禮法」、「述政化思德」，證明此時漢詩集文主宰了日本文學17，嵯峨天皇時期的《凌雲集》、《文華秀麗集》，淳和天皇時期的《經國集》，都是漢字詩文。
在奈良時期《萬葉集》中率真質樸的鄉土詩歌風格，到了平安時期的《古今和歌集》時，就變成了優雅輿情的貴族風格。《古今和歌集》、《竹取物語》、《伊勢物語》、《枕草子》、《源氏物語》等平安時代的代表性文學作品，都是在藤原氏壟斷攝政、太政大臣後形成的「攝關政治」之下產生的。藤原一族為了持續壟斷朝政，透過將女兒送入皇宮成為妃后的方式。而要將女兒送入宮中，就必須對女兒投注高度教育，除了音樂、和歌、書法以外，還得訓練《白氏文集》18、《文選》等漢文文學的教養。在《源氏物語》當中，紫式部就多有引用《白氏文集》中諷喻詩的句子。擔任貴族女兒的導師，也必須由女性擔任，此時貴族階層中便出現了大量才女從事寫作，而這些女性如紫式部、清少納言、和泉式部、小野小町19等人，自「萬葉假名」20之中衍生出變體假名。原來用漢字表音表義的萬葉假名，至此逐漸演變成為符號化的變體假名，可見日本的文字正在書寫和音讀之間摸索平衡點，並已經有了初步的成果。原來由唐風主導的和歌，也出現了革新，白河法皇時期的《後拾遺和歌集》和《金葉和歌集》便試圖在唐風中尋求突破。此時恰好藤原一族的勢力正逐漸衰退，白河法皇的院政勢力抬頭。
17葉渭渠，《日本文學思潮史》，頁96-97
18別名《白氏長慶集》，白居易著。乃日本現存最多的唐文集古抄本。
19日本六歌仙之一，出羽部小野良真之女，擅長和歌。
20為假名發展的源頭，自《萬葉集》始使用。可分為借音假名和借訓假名。
圖二：《白氏文集》水尾天皇元和四年（西元1618年）那波道圓活字印本
圖三：萬葉假名字音表
五、中世社會影響下的文學（西元1192年─西元1602年）
源平氏之鬥爭的最後決戰──壇浦海戰（壇の浦合戦）結束後，日本文學也跟著受到武士階級掌權的影響，平安時期的奢華文風不再出現，戰亂思想隨處見於文學作品之中。動盪不安的社會氣氛，使得人對於人生漸感不安，寄託佛教所提來世的解救。貴族階層喪失了自奈良到平安時代的鼎盛期，開始深感人生無常，將文學寄情於永恆的人生觀之中，「物哀」的獨特日本思想也開始在文字間萌芽。佛教思想和用語成為這一時期文學作品的主流。《十訓抄》、《古今著文集》等佛教的敘事作品不說，連《平家物語》這類戰記作品也帶有佛教色彩（平氏死後前往佛教的極樂淨土）。和歌和能劇也充斥著「幽玄」思想，法然、親鸞、日蓮、道元等開山宗師也著作不少如《假名法語集》的作品。「物哀」和「幽玄」是具有二元性質的，即帶有象徵的情趣性和浪漫的情調（感傷）性。21
武士階級抬頭後，原來代表貴族階級的物語已不若平安時期的鼎盛；然而，和歌在院政末期經由後白河、候鳥羽法皇推動革新，九條兼實、六條顯昭、藤原俊成、藤原定家等上下層部貴族的推動和競爭之下，和歌在此時期的理論與創作上反而有長足的進步。建仁元年（西元1201年）宮廷甚至設立「和歌所」，並編撰《新古今和歌集》，收集首數是《古今和歌集》的接近兩倍。但在經歷承久之亂（西元1221年）、南北朝分裂（西元1358年─1388年）之後，貴族階層已無人推動，藤原家分裂後的二條氏22、冷泉氏、京極氏也僅剩二條氏延存下來，和歌就此式微，而被連歌取代。
連歌興起於南北朝分裂時期，《後拾遺和歌集》和《金葉和歌集》已有收錄幾首但未成流行。所謂連歌，形式近於和歌，又分為短歌和長歌兩種。短歌指兩人共同創作一首，長歌指數人共同創作一首。率先推動連歌風潮的是北朝的貴族二條良基編輯的《菟玖波集》，此後以關白一條兼良、民間連歌好手宗祇、心敬等人為中心，形成連歌的全盛時期。宗祇以後，貴族之間無人推動，加上民間連歌寫手水準逐漸低落，連歌地位遂又被俳句取代。
奈良和平安時期的「物語」，到了中世因為戰爭的流行，逐漸成為敘述行軍隨筆、日記、談話的「軍記物語」。在這類作品中，有描述武勇善戰，有描述敗者悲慘，有談論「諸行無常」、「六道輪迴」的佛教論點。另外有不同於描述貴族生活的物語，《御茄草子》（お伽草子）就像是中國的聊齋誌異，藉由神怪諷喻之餘，對於中下階層如農民和商人的生活描述，或坊間八卦的題材，在日本文學的發展上算是新穎的一個里程碑。不僅帶動日後室町時代以下剋上的風氣（人人都可以出頭天，就算只是下層武士，甚至只是個油販23），也替江戶時代蔚為風行的町人文學預作鋪路。
圖四：《御茄草子》＜玉水物語＞插畫
此時期有值得注意的一點在於中國文化的重新輸入。自鎌倉時期開始，五山派24的僧侶在鎌倉幕府的保護之下先後前往中國體驗禪修生活，同時又有許多中國或留學中國的歸化僧進入日本。熟悉漢文為研究禪學的必備條件，於是在京都和鎌倉所謂的「五山文學」，傳入程朱理學，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蘇東坡等人詩文。《古文真寶》、《三體詩》取代了日本漢文《文選》、《玉台新詠》25的地位。《史記》在日本再度盛行，並由五山禪僧發行注釋本。五山派推動的漢學，經歷室町時代，並成為江戶時代的漢學基礎。
表格一：中古時期日本散文演變流程[26]
22藤原攝關家先分成一條，二條及九條三家，後來又再細分近衛和鷹司兩家，因此稱為五攝家。只有擁有五攝家血統之人才可擔任關白與攝政的最高官階。歷史上唯一平民出身卻可擔任關白的豐臣秀吉，也得先由近衛家的近衛前久（西元1536年─1612年）收其為養子方可擔任。
23指齋藤道三（西元1494年─1556年），原為油販，後侍於土岐家重臣長井家，趕走土岐家家督土岐賴藝而成為美濃國的國主。因手段毒辣而被稱作「美濃的腹蛇」（美濃の蝮）。
24五山派分別為京都南禪寺五山：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鎌倉五山：圓覺寺、壽福寺、淨智寺、淨妙寺、建長寺。
25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歌集，收錄漢朝以後的詩歌，內容多描述男女閨情。
26劉崇稜，《日本文學概論》，頁130
六、結語
日本文字和文學的發展，若要以一言概之，就是「由上而下」。貴族階層的文學人才固然對文體的推動有一定功用；但若無聖德太子大力推動漢化，在沒有官方的庇護之下派遣唐使和留學僧、生至中國學習中國文化，行政階級不以漢字為官方用字，那麼日本歷史要如此貼近中國歷史，日本文學如此深受中國文學的影響便非易事。前面所提到的和歌和連歌的衰退基本上有著共通的原因，那就是原先熱衷推廣的上層階級因為戰亂動盪或失去權力（例如說攝關政治和律令制度的崩壞）而不再有動作，此文體的發展自然就會被腰斬。在日本中古時期，漢文字仍是書寫使用的主體，由漢文字引入的知識被貴族階級壟斷，一般的下層階級根本不易推動文學發展。
和歌在後白河、後鳥羽法皇的大力推動下死灰復燃，並且在當時有重回主流的龐大聲勢。建仁元年在後鳥羽法皇別宮舉辦的「一千五百番歌合」，創作曲數遠超過八年前（建久四年，西元1193年）京極良經舉辦的「六百番歌合」。但從承久之亂後鳥羽法皇被放逐到隱岐，上層再無人推倡和歌，和歌即迅速衰退，退出主流。連歌也是在宗祇、二條良基、一條兼良死後就無人推動和持續理論、系統化，主流地位就被俳諧取代。總而言之，日本文學的發展消長，和上層階級推動與否有密切的關係；但若無人在文筆上貢獻其才也是無用。
綜觀而論，日本文學和文化是一脈相承的，而日本文化又和中國文化擺脫不了關係。日本文學、文字的演變和其歷史息息相關，每個時代的社會背景都會造就其不同的文學風氣。從文字和文學的演變來看出歷史發展的端倪，也不失為一種認識當代歷史的方法。
七、參考資料
陳乙文，＜日文筆譯時的關鍵性問題點探討＞，長榮大學翻譯學系碩士班論文，2002
葉渭渠，《日本文學思潮史》，五南出版社，2003年3月
鄭學稼，《日本史（一）》，黎明文化，1985年10月
劉崇稜，《日本文學概論》，水牛出版社，1990年8月
張學謙，＜漢字文化圈的混合文字現象＞，第九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
徐興慶，＜《日本一鑑》的歷史意義及其漢日對音詞彙之價值＞，《語文、經典與東亞儒學》，臺灣學生書局，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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