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自從達爾文進化論於西元1859年發表以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被廣泛的運用在各種學說之中，尤其是社會學和心理學上，最有名的例子即為史賓塞（Herbert Spencer）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裡強調人──特別是男性必須為了能夠生存而去競爭。在十九世紀末的美國，此論點成為風潮，出現了改造社會的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讓該世代成為「進步時代」（The Progressive Era）1。在此同時，斐德列‧傑克遜‧端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發表的「邊疆說」，將移殖西部和美國國民性格作結合2；到了美西戰爭期間，老羅斯福帶領的義勇騎兵隊，其鐵漢形象形成的陽剛男子漢（西部牛仔）氣概就變成了影響美國長達半個世紀以上的性別角色認同論中的性別塑造──至於女性化的象徵則是十九世紀末大量出現用來形容歇斯底里的醫學新名詞「神經衰弱」（neurasthenia）3。
性別角色認同（gender role dentify）在佛洛伊德的學說內佔有一定篇幅，以心理分析論的觀點來看，在性蕾期（phallic stage）時男孩為了解決一部分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會認同雙親中與自己同性者，認同並接受其性質再整合進自己的行為之中4； Ban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強調觀察（observation）、模仿（imitation）、增強（reinforcement）導致的性別角色差異5。這兩個論點在《殺母的文化》中經常出現例子，例如：
法蘭西絲在小時候，甚至少女時期，都喜歡潛入母親的臥房，觸摸她的髮刷，或用鼻子摩擦她在衣櫥內挂的衣服，只為了和她接近。法蘭西絲在思想上也多受母親的薰陶……6
當性別角色認同論在美國文化內慢慢紮根並根深蒂固時，以性別基模（gender schema）為歧視和偏見主體的性別主義（sexism）儼然誕生，而性別刻板印象就在 Alice Eagly 的社會角色理論（social role theory）──社會角色的分工差異是性別差異擴大的主因，和自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社會加諸在性別角色的期望（例如男性要陽剛，女性要婉約）會導致角色表現出符合社會期待的行為的兩個條件下，在美國文化延續下去7；儘管角色內容會因時間推進而發生質變。以下內容即在探討，性別角色認同論在美國所造成的兩性對立論，在時間軸上的變換內容。
1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22
2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24
3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55
4葉光輝譯，《性格心理學：理論與研究》，頁126
5董張伊麗，《性別角色研究──教師的身分認同》，頁109
6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313
7王慶福等譯，《社會心理學》，頁199-205
二、十九世紀末期美國的兩性基模建立：男子漢與神經衰弱
十九世紀在工業文明日益發達，全民普選日漸制度化之下，抱持社會進步和擔憂人類文明因喪失自然本能的兩派論點隨之形成。爭取公共空間權益的「新女性」隨著西元1890年投票權的爭取，使得傳統雙性角色開始產生動搖，退化和墮落危機的焦慮蔓延在性別領域中8，進而產生美國文化最早期的兩性對立論。
端納「邊疆說」的成立，和老羅斯福在美西戰爭時期的鐵漢形象，和當時流行的人種退化論、文明沒落論、中國停滯論作混合，塑造出第一時期的男性角色基模：敢於面對艱苦生活、注重紀律、意志堅強、具有領袖魅力、乃一個雄健的征服者，加上歐文‧維斯特（Owen Wister）著作《維吉尼亞人》＜The Virginian＞成功塑造「西部牛仔英雄」的剽悍形象，遂形成了美國文化典型的「男子漢」。
相對地，女性化的性別基模卻是帶有負面意義的「神經衰弱」，一開始只是被用來解釋高度文明發展下的自我保護機制產生的焦慮症狀9，後來被女性象徵的歇斯底里連結，神經衰弱成為了每個男性必經之路的克服「女性化」的象徵。在美國男性眼中，神經衰弱被視作意志薄弱、自我疆界喪失、無法控制自我（生理、心理）的表現，是低等民族和女性的共同特徵；要克服此症狀就須展現高等的「男子漢氣概」（manliness）來將之克服10。
8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22-24
9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50
10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55-57
三、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美國的兩性對立理論：異質的極端化
史賓塞（Herbert Spencer）的進化論中，對進化的定義是同質（the homogeneous）到異質（the heterogeneous）的分化過程，此論點亦可套用在兩性的分化上11。史丹利‧賀爾（Stanley Hall）的男女教育分途說對此作出解釋：
……因此，學校及其他機關就該把這個分殊推至極致，使男孩日益成為男子，女孩日益成為女子。……男女當各自中止相互模仿，中止相互為對方設下楷模，好讓各自發揮本性，在兩性交響樂中奏出和音12。
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裡認為雄性是物種中的革命派，雌性是物種中的守成派。賀爾強化了此觀點，他認為文明化的女性是男性本能的制衡力，但沒有男性本能的話文明就流於靜止守成13。
二十世紀初，環境和後天影響說逐漸取代本能和先天學說，此改變有利於女性爭取權利平等，並落實於西元1920年美國女性爭取到投票權的事件上；然而性別角色的社會分工化卻仍然處於兩極狀態──例如「男主外，女主內」。性別角色的分化在社會期待和個人認知相互影響下逐漸成形，性別偏見和歧視（sex bias and discrimination）就走向男性刻意塑造男子氣概形象，抑制女性化特質；而女性則以刻板化的女性特質為依歸14。
忒爾門（Lewis Madison Terman）和邁爾思（Catherine Miles）製作的MF（masculinity-femininity）量表對性別分化的研究貢獻出可供測量的量尺標準，將社會角色下的性別氣質差異化成性別分化的分數差異，提供了社會角色認同的後續研究發展──例如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論、同性戀的探討、「陽巨型女人」的出現等等15。
11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68-69
12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71
13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70-71
14董張伊麗，《性別角色研究──教師的身分認同》，頁110
15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128-131
四、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尼采和大媽咪主義
有「美國尼采」之稱的曼契金（Henry Louis Mencken）將尼采形上學的兩性論點以達爾文式論述發表了《捍衛婦女》＜In Denfense of Women＞。在書中他設定兩性關係為敵對的、本質上的對立，並用物種演化來解釋女性在兩性交往上的優勢：女性的生育致使他們無力、須受保護，進而產生對異性的吸引力16；而男性多半都是徒有騎士風度的被動傻瓜，妄想自己是拯救灰姑娘的白馬王子17。
菲力普‧懷理（Philip Wylie）是大媽咪主義（Momism）一詞的創始者，有母親（母職）至上的含意；同時他也間接創造了男性英雄的典範「超人」（Superman）。懷理在美國婦女上的描述，把當代女人形容成不事生產的消費階級，只要生育任務達成就可擺脫一切社會責任，等到變成「媽」時已無性吸引力，卻仍然在家庭內享有地位。此番言論其實是在攻擊美國男性的男子氣概缺乏，但污名化女性的「大媽咪主義」卻對日後的美國大眾文化影響深遠18。
16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114
17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112
18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119-121
五、性別角色認同和自我確立的危機
在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中，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包括女孩的陰莖妒羨（penis envy）是孩童在性蕾期（phallic stage）時產生性別認同，以到達下一階段潛伏期（latency stage）的關鍵19。然而蘇理文（Harry Stack Sullivan）卻將母性解釋為壓抑男性人格以至於無法形成的成因，無法確立自我主體、遭受母親全面支配的男性，性格會停滯在人我界線不確立的早期兒童時期，甚至會從依戀母親演變到同性戀的扭曲性格20。
派深思（Talcott Parsons）將配偶家庭視為對下一代進行社會（性別）角色認同的場所，在家庭內透過對父母的性別認同而產生性別分化，並使性別角色成為人格基礎；男性的性別基模建立較女性更為複雜艱辛，因為對男性而言母親既非同代亦非同性，而對女性來說，母親僅屬非同代而已21。參福特（Nevitt Sanford）的MF量表結合心理投射測驗的結果更強化了此一論點，男性的性別角色認同至此出現了危機。
到二十世紀中期，性別角色認同的刻板印象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女性必須有如被虐待狂（Masochism）般的接受男性宰制；男性必須發揮雄風，縱使使用暴力也要貫徹主宰力。另一方面，性別角色認同的混淆也同時出現，成長過程停留在陽具妒羨的陽具型（phallic）女人表現出和當代男性相同的攻擊性22。造成此一論點產生的歷史背景乃二戰期間婦女的大量就業，入侵男性的公共領域，無意間和男性在工作職場上的競爭甚至排擠掉男性原先的職位，使自我遭到威脅的男性對不遵守傳統女性角色的女性大加抨擊23。男性對女性一方面有女性壓迫自身而無法進行自我調適（self-regulation）24時諸多抱怨，另一方面又期待女性恢復傳統的性別角色基模：溫柔、婉約、有愛心、理智、不自私、不過分糾纏，致使出現美國男性面臨女性時的愛憎雙重心理25。
在四○年代美國官方開始攻擊「媽」時，時代氛圍進一步的將家庭功能的喪失推給糾纏型或陽具型女性過度擴張的宰制慾望，而男性多被從「西部拓荒者」塑造成軟弱的都會白領階級26。到六○年代母親更被和共產黨畫上等號。男性唯一能夠重振雄風奪回個體權力的辦法只有使用暴力27。
19葉光輝譯，《性格心理學：理論與研究》，頁126
20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133-138
21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141-142
22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151-155
23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166-167
24指尋求控制或改變自身想法、感覺、行為和衝動的歷程。（Carver & Scheier,1998）
25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186
26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204-210
27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262
六、性解放和女權意識的抬頭
西元1960年代，美國婦女解放運動再度興起，同性戀議題雖在醞釀，但異性戀仍佔主體。費理丹（Betty Friedan）《女性秘方》＜The Feminine Mystique＞把侷限在傳統女性角色的主因歸於「女性秘方」：拼命去證明自己的性吸引力，在家庭內必定會招致勾引上兒子的亂倫情節。性吸引力變成六○年代性解放革命的女性普遍壓力，只要是異性都無法單純的關係去性化28。
為了擺脫男性主導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女性主義開始砲轟「賢妻良母」和父權社會下的「家庭主婦」，在新女性相繼批判上一代的性別角色基模之下被推波助瀾。丁納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美人魚與人身牛頭獸》＜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提出男性霸權的起源是用來克制母權，型塑了兩性對立的論調。卓多羅夫（Nancy Chodorow）進一步修正佛洛伊德以男性觀點所解釋的女性成長：
就女孩脫離對母親的依戀來說，父親未能成為舉足輕重的對象，因為在女兒急需與母親分離但同時又愛她的情形裡，她的迫切需求並非心身都比較遙遠的爸爸所能滿足29。
女性和母親的連結比男性更多，男性則在成長過程中和母親形成「斷裂」，所以女性的內心世界和情感較男性更加活躍複雜，情感資源缺乏的男性正適合在家外的權力世界廝殺，而較親近人生早期的女性便專職於母親，由此基礎區分性別與家庭內的分工30。
吉力根（Carol Gilligan）將卓多羅夫的理論加以延伸，在女性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中多加入移情作用（empathy），藉以區分男女的成長經驗：分離（separation）和依戀（attachment），所造成的差異就是男性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女性不善於個體（獨立）化31；男性思考不離於權力思維，善於用邏輯等抽象原則解決問題，有潛在的暴力（保衛自主）傾向。女性則強調溝通維繫人際間的連結，重視回應後的延伸行動（以關懷為主）。
然而，卓多羅夫和吉力根的論點也受到其他女性主義者的評論，如約翰孫（Miriam Johnson）和法魯迪（Susan Faludi）認為男性對母親的恐懼來自父權社會男尊女卑的教導。她們抨擊卓多羅夫和吉力根的論點是在替父權社會吹響對女性主義者反攻的號角32。同樣對於父權社會的「母職」表示意見的費厄斯東（Shulamith Firestone）在《性的辯證法》＜The Dialectic of Sex＞中提出，父權社會利用女性會生育的生理構造，也將養育的責任一齊加諸在女性身上，進而奴役女性33。美國女性開始將想要和女人親密男性形容成未斷奶的孩童，以突顯這一類男性的依賴和不成熟。
28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242-245
29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270
30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271-272
31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277
32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284-285
33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345
七、結語
從達爾文發表進化論以降，文明進化論和過度發展導致的文明退化論似乎就像是光與影般從一個母體中衍生分化而出。不可避免的，進化和退化、人工與自然，被象徵性的依附在性別議題上並賦予意義和解釋權。社會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擴大了此一討論題目的範疇，讓美國文化的性別議題不可避免的踏上了立足點不同的對立面。
美國的人際關係特別講重「分離與個體化」，並視踰矩個人自我疆界的舉動為全面宰制個人的同化手段，深深的懼怕著此行為並將之妖魔化、標籤化（如貼上共產黨或納粹的標籤）。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成員間的情感交流被加諸性的觀點，美國人的「理性」充分反映對情感領域的不信任感，過多的情感（干涉）就是造成個人無法「分離與個體化」的墮落原因。害怕家庭內的情感宰制就演變成國家法治權力進入家庭，讓法治機器全面介入人際間的親密關係，對強調個體主體性的美國人而言，實在令美國文化圈外的旁人難以理解其矛盾和癱結所在。
或許是兩性在刻板印象的塑造上充斥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複雜心理（愛憎雙重心態），「我是需要你但你不能離的我太近」無論男女皆然，從《與敵人共枕》＜Sleeping with the Enemy＞到《讓她上天堂》＜Leave Her to Heaven＞驚人的敘事相似度便可得知。其實無論兩性對立論如何隨著年代變換，直到現在內部的探討核心依然還是「分離與個體化」和人際關係中時時刻刻不忘強調「性」的重要性。只是和過去差異的點在於，從父權社會的污名化女性（母親的宰制慾導致兒子的被閹割），轉移到現今女權意識抬頭的污名化男性（父親的宰制慾導致家暴、受虐、性侵害，父權解體）而已34。
34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頁537
八、參考資料
一、孫隆基，《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臺大出版中心，2009
二、Lawrence A. Pervin / Daniel Cervone / Oliver P. John著，葉光輝譯，《性格心理學：理論與研究》（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9/E），雙葉書廊，2007
三、董張伊麗＜性別角色研究──教師的身分認同＞（Gender equity──teacher's perspectives），《香港教師中心學報》Vol.6，2007
四、Brehm / Kassin / Fein 著，王慶福等譯，《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 6E），雙葉書廊，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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